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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复兴白鹿洞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赵昺以为造成这种局面，诚然是以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与勃兴。导致许多士人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学者创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却又与高宗支持发展的愿望相悖，他们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让赵昺觉得就像现代人以为杀生是件极为残忍的事情，主张保护动物的生命权，但是却又抵御不了肉‘真香’的诱惑，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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