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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藩王造反，有七国之乱，藩王兵力不可谓不强，为何朝廷盛而藩王败？无他，皆因法度完备，上下其一！我大唐又因何有逆胡安贼坐反？无他，皆因法度废弛，天子政令朝行夕改，墨敕斜封屡见不鲜，时间日久，从上到下都只重私恩，而忘公法，安贼焉能不反？就算安禄山在两个月前死了，造反不成，也会冒出来**山，张禄山……”
秦晋沉默不语，陈千里的没错，唐朝到天宝年间，中央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羁绊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身为皇帝的李隆基不想着如何完善制度，而仅以私恩笼络边将，往往节度使掌管数十郡的军政财权。地方财税，节度使可有权提调，地方官的任命可有权干预，到了近几年郡太守的权力几乎已经被节度使所掏空。
试想想，军政财权无一掌握在朝廷手中，就算安禄山被打压下去，只怕做了四十多年天子的李隆基一死，边将造反者也一定不止一人。
朝廷边患日甚，需要边将节度使为它打胜仗，便竭尽所能的扩充其权力，但日久之后又觉得难以制衡，再想收权却难上加难，于是只能哄着，给更多的好处和权力，如此饮鸩止渴，国事焉能不败坏？
秦晋忽然有一种想法，也许李隆基并非没意识到边将节度使的尾大不掉，也并非不知道墨敕斜封的害处，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他才有些恍然，李隆基今日所天子当的苦，并非全然是在演戏，也许有几分真意在里面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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