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讳兄弟相残之事，闲时叮嘱我们，都以友为要。
记得他当年本想让二哥和四哥各执一厢拔河，因魏叔璘一句“不可以兄弟而启争衅之端”止了，如今见吴王和太子有相互争斗之意，怎么可能不警觉防备？如太宗故事，立长则诸子不存，那么倒不如立未曾丝毫涉及纷争的幼子，既绝天下之望，又可留存诸子性命——父亲厌恶子弟纷争，喜欢家人友，这应该也是母亲之所以一开始敢引吴王入京的倚仗。
我十分怀疑这飞书谤议的主使者到底是不是四郎，不说他入京时日尚短，如何能打探到这么私密的事，只说母亲尚在，又是与朝理政的天后，他只消稍微看得明白些，知道自己不该卷入这些纷争中，生出非分之望。
然而此事是由邱神勣审理的，那么主使者到底是谁早不重要了，更何况必要时母亲除了“飞书诽谤”外，还可以给四郎安上一个“窥伺宫闱”的罪名，谁教他将宫中上下都打听得这么透彻？一个外地藩王，不老老实实地在封地养老，偏要到京中来，还四处结交朝臣宗室，连宫里的情况都打听得这么清楚，不是有所图谋，又是什么？
可若四郎不奉诏前来，母亲也有理由降罪——你为人子臣，父亲身体不好，想见见你，你却迟留不来，来了想留你住些时候，你又百般推辞，岂不是不孝？父亲早年颁布的律令中，不孝可是十恶之罪。
仔细想想，二郎倘若能镇定自守、恭谨谦退、事事都顺从母亲，或许还有一线机会，而四郎自启程从封地入京时起，结局便已被注定。这便是居上位者，对下位者的碾压。
我该再四庆幸的，是自己是母亲的小女儿，并且早早地站在了母亲一边。(.t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