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人及子弟能否参加科举的问题【原创】(第1/2页)官居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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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两个问题,一是商人能否参加科举,二是海瑞到底饿没饿死过他女子。

    先说第一个。首先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明代商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唐代商人的地位,至少明代没有规定商人之子不准出仕或者参加科举(《大明律》只规定‘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

    举几个事实做例子,比如说本书中期甚至后期将出现的张四维、王崇古两位历史上的阁老,尚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出身:

    张四维--(1526—1585),字子维,蒲州人,出身于山西盐商世家。明嘉靖进士,是明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历任编修、翰林学士、吏部侍郎、礼部、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王崇古--(1515—1588),字学甫,蒲州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其父王瑶是大商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升任安庆、汝宁知府,常镇(江苏常州)兵部侍郎,陕西按察、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宣、大、山西七镇军务。

    还有同样是晋商家庭出身的礼部尚书马自强。

    在隆庆、万历年间,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再加上蒲州老乡杨博杨大牛人,组成了可谓是天下最强的晋党,连张居正那样的超级牛都不怕。

    事实上,这样商人家庭出身的宰相或者封疆大吏层出不穷,比如明后期的东林党人,那可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啊,但其jīng神领袖顾宪成便是商人家庭出身,高攀龙更是直接便是商业资本家。

    这就说明明代对待商业的态度是进步的,而非有些人污蔑的所谓的落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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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知其然了,我们再讲一下所以然的原因吧。

    我们知道朱元璋很讨厌商人,甚至明文规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这就是其有趣之处——在太祖爷眼里,职业商人是违法的职业,统统都该被抓起来。所以在将全国户口分为民、军、匠、灶等籍时,各职业户基本都分属其下,但纵观大明律,你会发现其间并无“商籍”之说。

    这很容易理解……给上户籍的别管良贱,都是合法职业,哪有给违法犯罪的职业商人专门立一户的道理啊?

    可这个社会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商人,那些大商人也不可能束手就擒。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纷纷采取了‘附籍’的方法。小商人或者“变易姓名”或者“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如投充军户中的校尉、力士等,以此来逃避商人身份。

    而更多的富商则是买田置地,在登记户口的时候,一口咬定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是收地租,不承认自己是商人……我家有田有地,我是地主,不是商人啊。再拿些银两打点,如此一来,大商人摇身变为在户部黄册上的良民。

    其实讨论明代经济或者政治的时候,需要看到的一点,就是正统以后zhōng yāng逐渐对地方失去控制,有的是被动失去的,有的则是zhōng yāng主动放弃的,比如万历三十一年明神宗主动放弃对铸币的控制,准许民间在上交铸息的情况下自己铸钱。这种逐渐形成的弱zhèng fǔ强基层风气在明代的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而且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从事商业活动带来的巨大利润,撩拨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地主们的心,他们纷纷兼业经营,或是官商勾结,垄断盐铁专卖;或是广开工场,雇佣上千工人,都已经转变为不折不扣的大商人。然而在户部的户籍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该怎么考就怎么考,谁也管不着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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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说明代的‘商籍’,这玩意儿在明初不见任何典籍,是朝廷施行‘开中法’之后,才出现的一个词,实际上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相反乃是对大盐商的福利。

    我们知道在明代你必须在原籍考试,这对一般人来说自然不是问题,可对流动xìng超强的商人来说,那就是大问题了。尤其是当时天下首富的盐商们。

    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为了解决边军军需问题,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又称开中。简单讲便是让商人们运粮到边疆,由封疆大吏发给盐引,然后再回到指定的盐场凭票买盐,之后再卖到指定的地方去。

    这法子听听就很烦,cāo作起来更是运费奇高,折腾死个活人。所以便出现了分工,商人们分成三部分,曰‘边商、内商、水商’三类。边商直接在边境地区开垦屯田,缴纳盐课,领取盐引,并照官定引价将引售与内商;内商专买边引,在盐产区下场收盐上堆,并照官定盐价将盐售与水商;水商多是销岸商贩,专收内商食盐在指定引岸行销。很显然,这其中内商是绝对的龙头。

    这便解除了盐商们的远涉之苦,于是盐商们向盐业集中地麇集,并定居下来。他们积极在当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以求取得附籍或寄籍权。(又来那一套了)

    所以这些盐商及其子孙“婚姻于兹,衣食于兹,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但他们毕竟原籍不在此地,一旦返回故里,反遭到指责,“谓其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因此故乡人“群以冒籍攻击之”。

    显然,他们长期脱离原籍地,祖籍已经得不到承认,原来是军是民是匠对他们几乎都无什么实际意义了。他们真正的位置在职业所在地。明中叶后行商,特别是大盐商在侨寓地普遍土著化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平时该吃吃该喝喝,该娶姨太太就娶,根本没什么影响……然而,唯独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原籍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的……但现在故乡人不认了,你说能怎么办吧?

    这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虽然明代盐商和历代盐商一样,依然是商人中得利最巨的一类。但他们在财富方面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得到的只是锦衣玉食以及奢侈的物质生活。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不是说着玩的,想要要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唯一出路是跻身官场。

    于是他们热衷于科举,希望科举能使商贾改变身份,并为商人子弟入仕提供最佳机会。经过一番钱能通神的运作,商籍正式设立,两淮,两西,两浙、安徽等地的盐商及其子弟,可在盐场“附民籍收考”。

    也就是说,所谓的商籍便是’盐籍‘,它使两淮、两浙的盐商及其子弟,不必再为上进、科考而徒劳奔波,同时又确保了国家对盐税的征课,甚至增额,既方便于商家,也有利于zhèng fǔ。

    但我们要知道,在明代’商籍’远未在全国范围推广,zhèng fǔ或盐商本身,在国家最高一级科考中,以传

    统方式填报役籍,还是被看着是最正统、最合法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商人或商人之子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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