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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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