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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位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进了海东这片热土。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徐大川。他使带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他要和时间赛跑。
海东历代被视为蛮荒之地，古代流放犯人，海东是最佳选择之一。海东穷山恶水民风强悍，可是它紧邻香港，而且是一个沿海城市。
徐大川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劳动和被迫害、关押后，刚恢复工作就被派到海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海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徐大川这样一位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洲，他深知责任重大。
如果不是出现了特殊时期，徐大川的前途真的是不可限量！
徐大川的出山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海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当地的街谈巷议也多围绕徐大川展开，中央杀鸡用牛刀，海东的发达指日可待。
历史证明，中央把受极左错误迫害深重而且在人民群众中很有声望的领军人物派到大洲这样一个南方大省工作，是极有战略眼光的将。
一九七九年，初春。徐大川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此时，徐大川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刚来才一年，对情况还未摸透，但形势迫人，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转折令他精神振奋，而且全省上下求变求新的急切呼唤，更让他倍感机不可失，以他敢于踏着历史潮头前行的个性，此时，他决心到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四月八日，海东果然一出手就气势不凡。徐大川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海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海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大洲、、海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徐大川陈述了海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徐大川是一个直脾气，话不太考虑后果，但老百姓喜欢。
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问:“大川同志，你们海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紧张起来，这可是一个严重的敏感话题。
徐大川面对中央最高负责人，他感觉到了决定海东命运的紧要关头真的到来了，徐大川大义凛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果断的将底牌抛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地方与重要的侨乡山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最后，他索性把话痛快。他语出惊人地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海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不敢或者不能，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海东当家人的徐大川敢。他无所畏惧地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看来特殊时期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仍然是哪个不改本色的西北王。
徐大川趁热打铁继续:“海东不要钱不要地，只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海东几年就能搞上去。海东也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海东省的地方机动权太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权，让海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徐大川言之殷殷语之切切，一口气把话完，总算松快了许多，不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给中央领导的话端出去了，还用自己的“重锤”，擂了一通“响鼓”，在一潭死水里掀起了巨大波澜。这要是在特殊时期，徐大川又该被下放了。
徐大川知道，虽然灯老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和实权人物，于是他便按老帅的指求见灯老。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趁着会议下午间隙，灯老不动声色地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海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灯老先赞扬了徐大川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然后静静地听，不停地抽着烟，灯老中间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海东、寿建搞起，海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地方关系不大。”
这次谈话中，灯老还对徐大川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秦栏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秦栏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海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徐大川从来不会考虑这件事情给自己会带来什么政治风险。发生在海东边防的一场巨大灾难，鞭策徐大川迫不及待加快落实党老创建特区的决心。
一九七九年五月，对于海东深港的边防前哨，是一个梦魇般的日子，海东各地和宝岭城乡突然有近十万之众聚集于此，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昔日警备森严的边境顷刻间人山人海，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
虽然最后外逃风终于刹住了。经此一役，徐大川更坚定了加速特区建设，全面发展海东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专程到海东，了解到当地干部对过境耕作在香港那边的农田心存疑虑，便对当时宝岭县和杀头角镇的干部，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额贸易问题等等，搞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岭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徐大川为加快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来”，殚精竭虑，熬白了头发，在广东、在全国都赢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官做大了，徐大川并没有忘记家乡这片热土，徐大川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促进家乡经济发展想了不少子，其中包括把秦川厂建在仲平镇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传六二年闹饥荒，高平县人没粮吃，只差吃观音土了。饿急了的高平人上京找到了徐大川，把平城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他痛心地流下了眼泪：“都怪我没有做好工作，让父老乡亲遭这么大的罪。”望着面呈菜色的乡亲，徐大川担着极大的风险给高平县批了一批救命粮。批完粮，他抱着笔痛哭一场。
如今提起这一段历史，雷忠民等人满脸尽是悔恨和歉疚，高平人对不起徐老呀。
了解徐老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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