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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标准分配给各地州县，这原本也不失为一个使得账目管理明晰的好办法，只是在勾龙如渊所翻阅的诸般典藉之中，却往往发现朝中制订税赋标准之际，都自是以前几年度之支出量宽而订，每年税赋不断增加，更时常有些旁出之举，如靖康之变前徽宗皇帝那令得大宋天怒人怨的“花石纲”之流，劳民伤财，糜费良多，虽说看起来大宋每年税赋确是超迈汉唐，但这毕竟只是根据朝中官员制订的税赋总额所征收上来的东西，与隋唐之际那等直接反映田亩人丁增减的税赋之数，还是颇有不同，文人士子间历来所认为的的那大宋之富，独步古今，在勾龙如渊看来，恐怕个中还是不乏可以细加推敲之处。
只是勾龙如渊心知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终归只是一知半解，而且这些想头不外是自己闭门造车所得出来的些许看法，终归缺乏真正的依据，要真是碰到一个内行人，只怕随口扯出些账目明细，就足以把自己唬得一愣一愣的，更不用说眼前正对着的，就是大宋第一内行的秦桧，他当然也自是不愿意去班门弄斧。
“商贾不外尽皆逐利之徒，细枝末节处不妨物尽其用，却绝不可见信，国之根本，仍在农桑”，秦喜倒是未曾再与勾龙如渊起争执，微微沉吟道：“只是本朝虽有王安石以新法蛊惑人君，yù借朝堂之力与民争利，引来新党旧党争执不休，然则南渡之后，幸赖天子官家英明，拔乱反正，这些年来已然尽弃新党之学，商贾之流或有不少富甲一方，坐拥万金，但在朝堂之上经世致用者，仍只能是圣贤教化，天理流行，只不过因为这些贩夫走卒之辈，亦是大宋子民，对于税赋一项，也不无裨益，是以才不曾严加管制而已，勾龙大人所言的‘根基’二字，未免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了。更何况，这却又与勾龙大人适才所说的问题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