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二章 点将(上)(第1/4页)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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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弼愕然,郑朗言语同样激烈如此。

    他想法是错的,郑朗不是不进直言,与某些君子相比,区别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胡说八道,强邀直名。

    以前他与赵祯在一起时,也说过一些激烈的话,是讲道理,赵祯才重视之。若全部是好话,媚言,以赵祯的贤明,还能看重郑朗?

    再者与其他直臣不同,这些话全是背下说的,反正是直言进谏,何必非要扯开喉咙向天下人说,我是一个直臣,看,我居然说了这么大胆的话。那成了什么,戾气!进谏是说给皇帝听的,不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赵祯也给郑朗面子,将他的话记录下来,为郑朗辨解。

    很搞笑的一件事,一个臣子的清明,反而需要皇帝为他留下证据,向臣子辨解。

    但并不搞笑,正是君臣相宜的一种表现。如同郑朗花钱买地,是国家的地,居然从百姓手中出重金购买之,在封建年代何其不易,可正是爱民的一种表现。

    富弼不知道内幕,在他心中认为郑朗是温和派,那就是错了,不是不激烈,未到激烈时……孙内侍在宫中却听说很多,不以为奇,尴尬地说:“郑知府……”

    “我说重了吗?陛下爱民爱臣,臣身为陛下的臣子,是一种幸福,可一旦小仁小爱,后果就是边境数十州千家哭,万家悲,以后财政会陆续吃紧。并且臣索xìng再向陛下说一件事,元昊非是昔rì李德明,兼并吐蕃一些部族,河西走廊,回鹘,几十万遗留在沙州的唐朝汉民,眼下能抽出五十万以上的军队与我朝作战。当时李继迁仅有十几万战士,我朝吃力,不但血战,还辅以禁榷场,断贸易,导致李继迁诸部不合,再搭上灵州、盐州等地,才换来的短暂和平。不知道此时元昊拥有五十万甲贲,我朝又要割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关中。让元昊消化下去,然后再搭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准北,南下江南,来做一个李后主与陈后主?”

    “五十万?”

    “我是说少了的。对军事,臣不大懂,你对陛下转告,以后不要再问臣,该说的臣早说了,以后要么准备开战,即便陛下忘记他是中国之主,是宗主,不惜中国之威严,苟且偷安,也要打了再说,否则都和不起来。狼是很难喂饱的,求了和,是让他休息一会,元气恢复过来,再打我们宋朝,西北好不起来了。要么施一些威吧,否则战败无罪,会死很多人,会战一次败一次。”郑朗靠在石栏杆上,闭上眼睛,不想说了。

    让他开金手指,西北人选只有数人,最好的是王德用。

    又与朝廷制度不合,一旦武将打出功绩,立即回朝养老,到真正老的时候,才能进入西府,那到顶了,但只要进入西府,休想再率领大军作战。

    还是好的,往后武将想指挥军队都不可能了,只能是文臣,太监。

    瞎指挥的。

    自己推荐王德用,是自找没趣。

    要么是范仲淹与韩琦,西北表现好的两个文臣,但眼下他们未必能清楚认识西北的危害。况且二人也未必能真正建功,范仲淹只知道修堡砦,没有实战大胜证明,韩琦真说起来,指挥失误,也是吃了败仗。

    将范雍换下来,自己没有证据,即便换下范雍,换其他文臣上去,是一样的。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让他感到很糟糕透顶。

    努力赚钱吧,多赚一些钱,国家有了经济,就能提供更充足的后勤供给,作战时效果会好些。

    孙内侍不敢作声,来的时候赵祯关照过,一定要说清楚,要问清楚。

    “还有其他策略?”

    “元昊必反,杀郭劝!追封嵬名山遇!为开战做准备!”

    “郭知州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要杀,孙子怎么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关到国家存亡之道,郭劝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还不杀,杀什么人?要么对陛下说一声,臣将杭州关押的数名死犯全部释放吧。比起郭劝的罪孽,他们简直不算罪了。或者臣用钱买郭劝的人头,明年若臣策成功,以后每年可以为国家带上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的收入,用这些钱换郭劝一个人头,不然边事,臣永远不会过问,也不会发一言。说到此了,我不想再说。”

    富弼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不客气地说道:“富兄,我知道你与郭劝是朋友,我与郭劝也认识。但私情不能带到国事上,若有一天,我犯下这样的重大错误,也主动寻死,以谢天下。汉朝时李广仅误军期,以军法杀之。郭劝有什么功劳?难道夸夸其谈也算功劳吗?若不是富兄戾气不重,还知道以国事为重,吏治有为,作为你们那群君子党们,我也会看不起,甚至会想方设法将富兄排挤出杭州,以免耽搁我的大事。”

    富弼哑然,何来如此大的怨气?

    孙内侍道:“二位不用争,我来还有另外两件事。”

    这件事他知道的,包括皇上在内,都有些理亏,而且皇上此时在宫中十分后悔。更明白此时郑朗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国家一点反应也没有,事情发生了,恼怒不用说了。

    “说。”

    “范仲淹在江东的事,你听说没有?”

    范仲淹到了江东,这个圩朝堂也在吵,各有争执,郑朗树了一例,关健没有能吏,虽是样板,但许多方面其他的大臣或是德cāo不够,或是才能不够,除极个别的知州做得稍好一些外,大多数州府为了圩在争吵不休,有的吵得厉害,迫使知州将修的圩停了工。

    于是范仲淹苦思冥想之下,想了一策。

    不是大户们要争地吗?

    也不划地了,别说什么祖宗法制,祖宗仅是指荒地,不是指圩地。那时候大兴修圩还没有出现呢。因此所兴修的圩田全部划为官圩,除了太平州与少数平安分配下去圩田除外。

    不是大户的,也不是贫困百姓的。想要地可以,给你,但必须按照实地交纳税务。

    一一公平分配不可能了,但丈量实质地亩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是新圩,官员为了政绩,惟恐报的田数少了,想隐占都不可能。以前修的私圩,也不当数,有诏书,任何人等不得私修私圩。

    不服,难道你种了国家的地,不管是官地,或者你私人的地,就不交纳税务了吗?

    不纳两税的很多,刘娥执政与赵祯执政最大缺陷,皆有些心软,但正是心软,让豪强大着胆子兼并,以前也有,可大规模兼并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一兼并与瞒田,等于是不纳税。可正规的法令,豪强也要交两税的,不但要交两税,为了平衡贫富差距,豪强还要纳差役。

    谁敢回答俺就不纳税?

    然后再下令,因为是官圩,所有任何大户人家只能收佃农每亩地一斗租子。凡多收者,任佃农告发,所得圩地全部罚没,连耕都不让你耕种。凭什么种了官家的地,高价剥削佃农?

    若有陷害阻拦佃农者,轻者笞杖,重者刺字流放,并且罚其金给予佃农补偿。

    还会有利,可利很轻,无耻的讨要到一千亩地,能收租子一百斛,再扣去管理的人手,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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