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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发，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欤？将天下刑狱滞冤，赋繇繁苦，民有愁叹无聊之声，以jiān顺气欤？不然，何天戒之甚着也？中外臣僚并许上封事，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害，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无有所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两制官员先是草诏，说是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正是你与几个宰相沆瀣一气带来的。
赵曙一看，不能写，一写说不定连自己都保不住几位宰相，于是说：“yín雨为灾，专以戒朕不德。”
王珪软了，改成了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不逮。
韩琦逃过一劫。
一场大雨，“证明”了许多事。
吕大防进言，为什么会有这场大水，八条原因，主恩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政，私恩害公，西北连谋，盗贼恣行，众臣失职，刑罚失平。不仅是濮仪之争，国家已经乱了，王法不公，有边患，百姓也不安份了，主要原因就是皇上你没有做好，还有那几个权相又jiān又邪还违例地掌控着过多的大权。
司马光说得更有针对xìng，三条，对太后不恭（你是蠢子），对两府弄权不查，不听台谏善言。
贾黯更说白了，二三执政建两统贰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看到赵曙不听，正好生病，于是引疾求去，这一病病重，临终前还遗奏数百言，让赵曙早以赵允让为濮王，而非是什么皇考，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吕诲说，《五行志》曰：简宗庙，废祭祀，水不润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议或将与仁庙比崇，终罢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礼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几乎慢也。为什么有这场水害，就是濮仪过了，上天在惩罚。
赵曙忽信忽疑，不敢吭声。
水灾过后，暂时太平无事，赵曙未再暗中授意韩琦提及皇考一案，但也未定落赵允让止授一王追赠。
韩绛倒是中规中矩进了一谏，不仅是水灾，国家财政渐渐不良。西方用兵，再加上这场水灾，财政渐渐更加吃紧，皇上，你还是将某人召回来吧。
慈善会刚成立不到两个来月，就来了这场水灾，表现十分完美，前后筹得款项达到两百万缗有余，及时地用在灾民身上，几万户百姓受益，也及时缓解了一部分朝廷财政压力。
但还是不够的，两百万缗钱放在灾民身上，确实使许多灾民解脱出来，但放在一个国家身上，算那一门子。
在大灾害面前，赵曙居然听了韩绛的话。
可此时司马光却默默不言，偶尔也与郑朗书信来往，郑朗写得不清不楚，但说了一句话，黄河不发生数次决堤，朝廷就不会有勇气进行那么大的河工。没有侬智高，朝廷就不会让自己南下。司马光明白了，不烂到一定时候，让上下都感到巨大压力，郑朗是不会出山的。
诏书下达，郑朗根本不会出来的，以丁忧拒绝。
过了一个来月，水害过去，赵曙渐渐再度遗忘。
九月下旬，同知谏院蔡抗因过崇赵允让，指陈切至，涕下被面，赵曙亦感泣。蔡抗认为赵曙大约改悔，又以京师大水，推原大臣过错，殿前说对，于是诏书改为知制诰判国子监，罢了谏职。
十月，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侍读，非是给赵顼侍读，而是给赵曙侍读。司马光接诏后，先是愕然，一会儿恍然大悟，立即上书道：“臣在谏职已有五年，前未有如此之久者，惟求知竭报国，因此与人立敌甚众，四海之内触处即能相逢，常恐他rì让子孙无容足之处。然不敢无故求出，不意想到朝廷更加奖擢，仍居旧任，既荷宠禄，则卒无得出之期，祸败罪诛，必不可免。愿赐哀矜，收还新命，许臣待制河中府，或者襄虢晋绦一州（此五州府正好有缺）。”
诏不许，但免去了司马光谏职。
范纯仁大惊失sè，私下里找到司马光说道：“君实兄，此乃大道垂危之时，你为何离开谏院？”
司马光叹了一口气，说道：“非是我不想谏，也不是不想维护国家体制，礼法，尧夫，你想一想，连老天都不怕，还能说得好吗？”
范纯仁先是张口结舌，后是一愁莫展。
司马光又道：“有没有写信给郑公？”
“没怎么写。”
“你们这一家……”司马光说不下去，主动要求退下，是存了私心。能劝好赵曙，他还是想劝的。然而这么大天灾面前，才过一个月，赵曙又在打小主意，自己还能劝好么？上书说祸败罪诛那是夸大其词，但若继续呆下去，成为某些人眼中钉肉中刺，必然不会有好下场。面对范氏一面，司马光自感惭愧，改了口气说道：“写一写信问问郑公吧。他会给你答案的。”
这是六师弟，不然司马光根本懒得解释。
各有各的想法，曾公亮也感到象韩琦这样折腾下去不大好，于是进奏，先朝枢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
想用文彦博来分韩琦的权。
从之，文彦博也位于韩琦班前，不过文彦博十分聪明，站班于前，可一声不吭，韩琦对也罢错也罢，与俺们没关系。俺们不参与，但也别指望俺与韩琦做对。
年关将近，宋朝与辽国两国要派贺使贺对方的元旦节。宋朝此次派的贺使比较多，一共三人，一个知谏院傅尧俞，另两人乃是侍御史赵鼎与赵瞻。诏书一下，三人不得不准备出发，吕诲急了，上奏说道，台谏者人主的耳目，中外事皆得风闻，盖补益聪明以防壅蔽。臣马天圣景佑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益衰减，乃是执政者不yù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而也不下十几人。
这里说的仅是御史台，还不包括谏院。
御史台机构不仅包括言臣，还有检法，主薄，推直，管勾，令史，知班等官吏，后者没有言事权，仅是御史台的副从官员。真正有言事权的是一名御史中丞，一名侍御史，两名殿中侍御史，六名监察御史，这十名言臣是最基本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这十名言臣外，还有临时的言臣，称为里行，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多者十几人，少者仅几人。
吕诲说的二十几人，就包括十几名里行。自从张贵妃死后，赵祯有点倦政，大病后更加倦政，比如庆历时太监绝对不敢对政事指手划脚的，张贵妃死后，太监就能了。
若不是考虑到郑朗带来的影响，后期数相当中，庞籍做得最好，很快因为做事就必须得罪人这条定律下去，后期文彦博与富弼，再到韩琦，一个比一个差。真比较起来，并不及贾昌朝与刘沆或陈执中。宋朝积贫积弱正是从文彦博二次为相，开始逐渐积留，韩琦与赵曙将它推向巅峰。
郑朗强行推荐庞籍，使情况稍稍好转，改变的也仅是经济，言臣并没有改变，诸相不想听言臣的罗嗦，越来越少。当然，也不能将责任一起推向富弼韩琦，主要还是皇上不作为，包括赵祯晚年的不想作为。
但无论怎么说，不提谏院，就是御史台也要保留十名言臣，这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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