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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杨素卿还在扉页上加刻些广告性文字以吸引读者,他颇有一番生意经。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我们注意到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杨本还对《天工开物》中其余错字作了文字校勘,并加以断句,颇便读者。杨本作为清初坊刻本,发行量较大,使《天工开物》在清代继续流传于世,也作为后世中外刊行其他新版本时校勘用参考书,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因此它仍然是珍贵版本。至于杨馆本与杨所本的关系,二者可能是同时发行,只不过扉页形式略有不同。也可能是杨馆本在先,售完之后再印一次,换了个扉页,再添加一些出版商广告文字。
三、菅本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竞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都贺庭钟字公声,号大江渔人、千路行者,大阪人,是18 世纪日本著作家,博学多闻,长于诗歌,著《狂诗选》《大江渔唱》《明诗批评》等书,汉学造诣很深,与木材孔恭友善,同为当时大阪名士。他的生年不明,卒于宽政年间(1789—1800)。都贺氏也在促成《天工开物》出版方面作了努力。他在菅本序中介绍了出版经过及本书内容。
日本都贺庭钟撰《天工开物序》(1771)区别其他,易其有无。废于古,兴[于] 今;如日[自] 东,如日[自] 西,上下纵横者,维其天乎。
夫五材废一旦不可,食粒之于人也,莫急焉。设使神农氏倡始,亦其时而行则天也。自是而外,抑亦末矣、缓矣。降于人而后令为木铎与。天意怠乎,是亦无非天意也哉。故多闻之余,不为无宜矣。
博哉,宋子(宋应星)所为也。禾役之于穟穟,彼黍之于离离,种艺至春簸,馨无[不]宜。若裳服则起[于] 枲麻、卒[于] 机杼。扬色章采,织纴可就,执针可用。其在馀,则舟于深、舆于重,陶有瓦罂,铸有钟釜,琼琚琼瑶,可赠可报。皆发于笃志,得于切问之所致矣。其论食麻,断杀青也,所见远矣。夏鼎之于魑魅,硝铅之于琉璃,可谓能使物昭昭焉。一部之业,约言若陋,虽则若陋,有益治事矣。岂不谓蜘蛛之有智,不如蠢蚕之一緰哉。升平年深,一方为人,专意于民利,引水转研,煮树取沥,烧矾石、淘沙金,多有取于此焉。
初,颇乏善本也。有书贾分篇托于老学,不几乎其取正。老学不勤,终莫能具。而其本今不知所落矣。奚为稗官野乘日以灾木,今此书晚出者,造物惜其秘乎。今已在人工者半矣,以为不足惜乎。
客岁(1770),书林菅生堂就而请正,一开卷则勿论其善本,大改旧观。叩之,则出于木[村]氏蒹葭堂之藏。江子发(江田益英)备前人也,以句以训,既尽其善,于余何为?早春镌成也,又来请言。遂不可以辞乎,乃举所从来之者,以为序云。
可见最初已有书林将不完善的本子送到都贺庭钟那里,希望他帮助校订,由于缺乏善本,他一时没有做成,《天工开物》出版被推迟了。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菅本的历史作用同样不小。但它在翻刻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字或漏字,例如将匀误作句,朱砂误为米砂,“必失《禹贡》初旨”误为“必贡初旨”,漏掉“失禹”二字,等等。阅读时宜仔细注意。菅本后来在文政十三年(1830)重印,重印本没有什么变化,只在书后开列出年月及书林的名字:“文政十三年庚寅季六月,皇都(京都)出云寺丈二郎、东都(江户,今东京)须原屋茂兵卫、冈田屋嘉七、须原屋伊八、摄都(大阪)孰贺屋七为、大野木市五郎、秋田屋源兵卫。”这个再版的刊本所载出版厂家与明和八年所载书林不同,但书的内容则一致。文政再印本多装成九册。在这以前,宽政六年(1794)八月由大阪书林河内屋八兵卫的崇高堂出版的有关天文历法书《天经或问注解图卷》书末,载有《崇高堂藏板目录》,即出版书目,第一本便是《天工开物》,下面是《朱子书节要》《圆机活法》《朱子年谱》等。每种书下都有简短的内容提要。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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