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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旧将、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5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