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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现就是政令不畅、政治败坏、政治失效。“政令不出zhōng nán hǎi”是zhèng fǔ缺乏足够权威、政治失效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zhèng fǔ对于其治下的民众，已经毫无权威可言。
导致政治败坏、政治失效的第一个原因是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具体化到人群，就是跟各个zhèng fǔ部门建立特殊关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和跟地方zhèng fǔ联系紧密的地方利益集团。政令不畅的直接后果是zhōng yāng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它的间接后果或者说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普通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利益诉求得不到实现。所以，人们一方面对于zhōng yāngzhèng fǔ有很高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对于具体zhèng fǔ部门和地方zhèng fǔ认同度很低，视之为贪官污吏的大本营。一些地方的zhèng fǔ和官员甚至成为了人民的敌人。
一个难堪的事实是，虽然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在阻挡zhōng yāng的政令畅通，损害民众的利益，但是zhōng yāngzhèng fǔ同时又在为各zhèng fǔ部门和地方zhèng fǔ提供合法xìng支持，因为这些部门和地方zhèng fǔ都是直接或间接由zhōng yāngzhèng fǔ设立的。一旦因为部门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众发生利益冲突，zhōng yāngzhèng fǔ站在哪一边就成为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
政治败坏的第二个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懒政、怠政。
政治败坏的第三个原因是公共权力的运用逐利化、绿林好汉化。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想打这过，留下买路财。
政治败坏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些公共权力已经发展到“合法黑社会”的地步，抢夺、霸占、武力，在官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良xìng互动的空间，一遇事端便出动jǐng力，弹压百姓，草菅人命。在一些地方，zhèng fǔ除了镇压之外，已经表现不出或者说丧失了其他职能。说服、引导、教育、谈判、协商、妥协、调解等这些手段都被视之为婆婆妈妈，主张使用上述手段的官员会被认为缺乏能力和魄力。甚至是何仇这样的官员——萧宸认为他实际上是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的——也认为不必什么都跟老百姓解释，觉得这解释太浪费时间。
然而就是这些心理过多，使得民众的权利塌陷了，而zhōng yāng的政令也逐渐的出不了zhōng nán hǎi了。
萧宸深知目前的房改才进行不久，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rì后的房价会高到那样的程度，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房改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zhèng fǔ给的那十几平米的小房子要住一家三口甚至更多人实在太不像话，房改后只要努力赚钱，终归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室一厅”。
然而深知rì后情形的萧宸却不能不提前开始未雨绸缪。
rì后的高房价与土地财政在萧宸看来是有问题的。前世房价暴涨之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地方zhèng fǔ之所以抗拒zhōng yāng调控房价的的政令，把房价抬得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分税制造成的。实行分税制后，zhōng yāngzhèng fǔ占有了大部分的税源，地方税源减少。按照常理，税源减少，地方zhèng fǔ相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也应当减少。但是，地方zhèng fǔ承担的公共职能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加，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所以借地生财，抬高房价，高价拍卖土地就成为弥补财政支出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如果就事论事，分税制导致土地财政说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也很能迷惑人。如果把“三公消费”纳入到考虑范围，这个道理可能就很难站住脚了。比如2005年以来，华夏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2007年以后，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000亿元。传统上，这部分经费被称为“三公消费”，即公款吃喝招待、公车开支和公费出国。9000亿大约相当于全年财政支出的30%。国家行政学院某位教授在央视的访谈节目中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是9%左右，rì本占2.8%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占5%左右。另据耶鲁大学某教授介绍，美国zhèng fǔ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我国zhèng fǔ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两者反差太大。
可见，地方zhèng fǔ更多的是把钱花在了“三公消费”上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控制“三公消费”和调控房价都是zhōng yāng政令，两项政令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三公消费”过多导致地方财政紧张，地方财政紧张所以就搞土地财政，抗拒zhōng yāng政令（三公消费）的结果成为了另一项抗拒zhōng yāng政令（调控房价）的原因，最后是开发商举行房价登高比赛，民怨沸腾。
所以在萧宸看来，rì后的房价过高而且难以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zhōng yāng政治威权下降的原因。
如果再看地方zhèng fǔ债务，则更明显。华夏地方zhèng fǔ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尽管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zhèng fǔ举债，但事实上各级地方zhèng fǔ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赤字，举债度rì或负债运行，且这些债务大多处于隐xìng状态。萧宸深知到10年后，积聚膨胀的地方zhèng fǔ债务，竟然成为华夏宏观经济中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
根据前世的历史，十年后地方zhèng fǔ各种债务总额约为8万亿元人民币；考虑到2009年开工的基建项目在2010将进入建设高峰期，对资金的需求会逐步上升，因此2010年地方zhèng fǔ的贷款规模再扩大3万亿-4万亿元也并不为奇。根据这一推算，地方zhèng fǔ贷款规模在2010年底也许会达到11万亿-12万亿元。
萧宸还知道，2009年以后，为了最低限度地减少金融危机的影响，zhōng yāngzhèng fǔ会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经济的措施。出人意料的是，常常把zhōng yāng政令打折执行的zhèng fǔ部门和地方zhèng fǔ，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尊重zhōng yāng权威，那么不打折扣地执行zhōng yāng政策，甚至是超计划地执行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是从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角度，或者是从zhōng yāng地方分税制改革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政治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以尊重zhōng yāng权威方式忽视zhōng yāng权威的行为方式。在大量的zhèng fǔ投资中，有很多投资其实是无效投资、重复投资。根据行业潜规则，一项本来只需耗资1亿元的工程，最终报价往往是3亿、4亿，有的甚至可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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