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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料的时候能想起别人来，这真是少有的情况。
“有位水利学家，姓黄，黄万里。”范亨回答道。
黄万里其人在水利界可是赫赫有名，他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自一九三七年留学归国起，就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水利部召集七十名学者和工程师在běi jīng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所做的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
后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jīng神。
一九五八年底，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一九六零年高坝筑至三百四十米，开始拦洪，同年九月关闸蓄水拦沙，这一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八十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
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决策击败了，成了右派分子。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第二年，黄万里被下放到密云劳动，住在地窝子里面，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圣人出，黄河清。这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sè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范亨向宋晴提起这段儿往事的时候不无唏嘘地说道，“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们，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黄教授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6运动；淤塞chóng qìng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xìng，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然而虽然他一力反对，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还是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我看过了资料，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两千四百多处。”范亨对宋晴说道，“虽然我并不一定认为修建大坝是不合适的，但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危机和困难还是很多的。”
“长也不赞成这项工程吗？”宋晴问道。
“现在已经不是赞成不赞成的问题了——”范亨回答道，“既然已经把工程进行了一半儿，难就不可能半途而废，只有集思广益，希望可以凭借各种资源将弊端尽量减少，将益处尽量增大，除此之外，并无第二条路可以走。”
临了他又补充了一句道，“一切，还得靠实践来检验，现在我们不过都是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