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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充财政收入。万历二十年以前，全国铸钱局只有六十座钱炉，到二十年时增加到一百座炉，三十年时，户部等机构新开二百五十座钱炉，应天府也添一百炉，一年便增加三百五十炉，本来户部只管纸钞，工部管铸钱。此时宝钞已停，户部改铸钱，此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起炉铸钱，一时全国有多少钱炉就无法统计了。由于铸量明显增加，而铜材又缺乏，铜价上涨，许多临时官炉无利可图，开炉不久即关门大吉，工人们无以为生，便自行私铸，他们铸的有的不比官铸的差，有的则很粗劣，当时私钱名称很多，像歪脖、尖脚、胖头等等，流传很广，至崇祯时仍存，现存的也有。
明光宗未铸钱，因其在位仅数月，未及铸钱，其子明熹宗于天启元年先补铸其父年号“泰昌”钱，称“泰昌通宝”。此钱为小平钱，真书直读，铜色淡红，也有黄铜钱，版本不多，有背月，背星钱，还有钱径达2.9厘米，大如折二钱的宽郭大样钱；也有钱径2.3-2.4厘米的小钱。明熹宗铸泰昌通宝钱只一年，次年便开铸“天启通宝”，同年设立了户部宝泉局，称“钱法堂”，从此由户部主管铸钱。所铸钱币主要用于军需，军队的铸钱炉只保留西北三镇，东南的一律取消，这时全国形成了三个造币中心，分别为两京及四川地区，但天启三年（公元1628年），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滥铸情况又出现，地方钱局大量出现，因此所铸的天启钱版本极多，差异大。钱背文大量的出现记地，记局，记重等形式。此前仅万历时期出现过，但版本有限。所以明朝钱币制式的复杂时期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天启年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继以往的方法，仍采用增加铸钱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省钱局滥钱恶钱，好赚取利润。大量的轻劣钱掺入官钱充数，与明朝前期制钱力求精整美观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启通宝”初铸为小平钱，后开铸当十钱。天启五年，因官私所铸大钱过多过劣，下令停铸，并由朝廷出白银，回收当十钱，其大钱铸期不过三年；天启钱钱重原定一钱三分，千钱重八斤八两，但后来由于官铸过于滥恶，小钱仅重七分，千钱仅重四斤八两，含铜量不足三成。此外有一种用日本铅锡销熔入铜所铸的铜呈折色的“折沙钱”就是此时所铸。天启小平钱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大类，背文比万历钱复杂，背铸有星月纹的种类多；背有文分记重，记事，记局、记地。背记事为“奉旨”二字，是当时宦官、大臣奉旨办事造钱的意思。“天启通宝”小平钱不仅背文多，其它如字文大小，文字水平，轮郭宽窄，钱文结构也有诸多不同，很复杂多变。“天启通宝”当十钱也分背无文和背有文两类，折二钱则大都背无文，存世也较少。这两种钱皆较少见。
天启七年，明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于崇祯元年开铸“崇祯通宝”，开始规定每铸钱一文，用铜两钱。力图恢复嘉靖，隆庆旧制，但并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明朝末期社会弊端严重，朝廷财政几近崩溃。各地钱局大肆滥铸，所铸之钱、文字、大小、轻重不一，相差很大，背文更为繁杂多样，比天启犹有过之。因此崇祯钱为我国古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详见崇祯钱币）
2、明末农民起义军钱币
明朝末年的两位主要起义军领导人都铸造过自己的钱币。
永昌通宝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自幼给地主家放羊，当过银川驿卒。后投身起义军，李自成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同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作残酷斗争，先后攻占了陕西、河南等广大地区，后兵分两路，攻打明王朝的心脏——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下平阳，破汾州，驱太原，奔大同，沿着阳和，宣府直抵居庸关；另一路人马出井径，占大名，取真定，夹攻京师。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才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偌大京城，一旦便破（《甲申纪事》赵士锦）。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于煤山自尽。
明朝末年，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负担极重。大顺军在进攻北京时，就发出文告，揭露明朝腐朽的弊端，起义之初也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初，民间就传说着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阎王，阎王来时不纳粮”，足见人民对这支起义军的厚望。但是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却逐渐失去了农民军本色，逐渐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部署，只满足于“均田免粮“的口号，并且提出“追脏助饷”，到最后为了追索钱财，造成了军纪的败坏。竞相掠夺钱财，起义军战斗力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满清军队和明朝残余势力对起义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起义军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农民领袖们却在思想上骄傲轻敌，生活上享乐成风，导致了最后军心涣散，失去了战斗力。四月，明朝叛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与大顺军决战，李自成失败，退出北京。后辗转战斗至湖北九宫山时，不幸被杀（历史上的一种说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李自成的“永昌通宝”正是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所见“永昌通宝”铜钱分小平、折五两种，均为楷书，背无文。但版别较复杂，仅小平就达20多种，区别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字常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等，“永昌通宝”钱应是李自成为平抑当时腾高的物价而铸的。
“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则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钱，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苦寒，幼年随父贩枣，遭人欺凌，后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与高迎样、李自成同为陕西府起义领袖王自用的部将，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以后起义军分成两支，李自成则追随高迎样走向西北，而张献忠则向东南发展，转战在江淮流域。后来在强大的明军进攻时，张献忠曾一度假意投降，迷惑明军，以待时机。他命令军队不服从明军调遣，加紧屯集粮草，打造武器，后于湖北谷城再举义旗，与明军战斗。以后张献忠转战湖北，攻下武昌，称大西王。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随后攻入四川，在成都建占大西政权，取年号大顺。张献忠在成都立足不久，就与南进的清军展开恶战。大顺三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战斗时中箭牺牲。
“大顺通宝”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铸，国号为大西，设置王府，六部官司员，并开铸钱局，取当地王府古玩器皿和城中寺院铜像铸成钱的。因此“大顺通宝”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传说过去民间妇女把它打制成首饰头饰，灿若赤金。“大顺通宝”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分背无文和背文“工”、“户”、“川户”三种。“工”“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西王赏功”钱应是张献忠占据武昌称大西王时所铸。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士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西王常功”面文楷书，顺读背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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