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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民心思定，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当时国内的主流，而在当时“宋教仁遇刺案”还未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该案和袁世凯大借款为理由发动的这一次讨袁战争，根本就得不到社会各界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时有人甚至指斥发动者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
杨朔铭并不怀疑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政治理想和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定论、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仓促的兴起军事讨伐，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共和mín zhǔ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
而更为讽刺的是，“二次革命”的结果反而给了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以统一全国树立威权的最好机会。和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正好相反，所谓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广大民众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zhōng yāngzhèng fǔ出现。因为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尽快恢复秩序，能够过上太平的rì子，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