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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发展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第六节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
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发展。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筹集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说明后面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市场经济强力约束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风水风化的封建压迫。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这和日本非常不同,同样是军舰训练开炮,日本能扩大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昂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3%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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