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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山元大将在地图上比划了一番，然后寻思了好大一会才说道：“哟西安藤君不愧是帝国陆军的精英，战略眼光非比寻常啊，你的分析很有可能，山口少将也曾经说过韩云华所部的兵力在十多万以上。既然分析出韩部这次主动攻击的战略意图，那我军该怎么办？安藤君你说说你的意见。”
“支那有句老话：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用在军事上是指击溃其十个师不如全歼其一个师。卑职认为，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要搞清楚这支支那部队的主攻方向，然后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我想这样一来，韩云华所部的进攻就会不攻自破。”安藤利吉中将继续说道，阴毒的小眼睛闪露着摄人的凶光。
彬山元大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第五师团不愧是帝国精锐中的精锐，历任的师团长都不是泛泛之辈，安藤君的前任板垣君就是帝国有名的战术家，他以一个师团横扫整个华北确实令我敬佩，尤其是忻口会战的时候，板垣君以半个师团对阵支那上将阎锡山率领的三十多个支那师尚能利用合理的战术完胜之，安藤有前辈之风范啊”
“司令官阁下的夸奖安藤愧不敢当，板垣君是我辈军人的楷模，确实令安藤敬佩不已。”说起来安藤利吉之所以能出任第五师团的师团长，其中板垣征四郎还真没少出力，所以安藤利吉中将对板垣征四郎那是打心眼里感激。
彬山元大将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一众将官，表情十分严肃，原本和善的面孔有些狰狞地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判断出韩云华所部的战略意图，据此我们也能够推断的出来支那部队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南方，因为南方距离冀南比较近，更容易迫使我军回援。但是可恶的韩云华却并不知道，大本营调拨给我方面军的四万多兵力已经在天津港登陆了，他这次注定要大失所望了。所以我命令：第一、冀东方面军由安井藤治中将全权指挥，务必要拖住陈部的主力，待方面军消灭了韩云华率领的这支南进支队的主力后，再派部队围歼陈部。第二、调集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混成第4旅、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混成第8旅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山下旅团、步兵第39旅团全力围歼韩云华所部。围歼韩部的任务就有安藤君全权指挥。第三、调集特种战队、宪兵队组成特攻队独立行动，协助安藤中将作战。第四、命令第10师团师团长筱冢义男中将，暂缓围剿冀南土八路的速度，我们的大鱼还没有钓上来，鱼饵暂时还不能吃掉。”
“哈伊”
“哈伊”
…………
…………
散会后，所有的与会军官都陆陆续续地退了出去，诺大个会议室里面只剩下彬山元大将一个人了，看着墙上那幅刺眼的支那地图，彬山元大将心里是五味杂陈。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帝国国内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而时任陆相的他更是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一二个月足够了”的狂妄之言。
但在令彬山元大将没有想到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支那政府这次竟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同帝国死磕，淞沪会战的时候迫使帝国三次增兵，首次为一场局部战斗调遣了三十多万部队，这在日本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但是是相当的罕见的。虽然他们打赢了那场战斗，占领了那座令全世界馋涎欲滴的城市，不久后他们也如愿以偿的占领了支那的首都南京。然而中民的反抗意志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崩溃，而是在支那政府以及各地方军阀政党的率领下英勇抗击，从上海到南京、从济南到台儿庄、从忻口到太原，支那军队寸土必争。这也许也出乎支那的领袖蒋的意料吧，也难怪他能够写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豪迈诗句。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正面战场的支那军队既未被消灭，支那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上的敌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夺回了大片的占领区。尤其是这个支那八路军韩云华所部更是横空出世，先后有多名帝国高级军官折损在他手里，就连在帝中大名鼎鼎的连沼潘中将也雨水在他的手里，而蒙疆地区几乎全部沦入韩云华的手里，该部羽翼已经丰满，直接威胁到了帝国在支那北方的统治。
现在帝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列强会支援支那，幸好帝国的外务省还算是用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此期间美英基本上没有援助支那。而且为了将帝国的战车推上红色的苏联，美英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帝国出售帝国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
而那个红色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支那却要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这样一来支那的国民经济的负担急剧加重。为避免两面作战，红色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帝国的“中立”立场。但是就算是如此，贫穷落后的支那还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挡住了帝国的进攻，迫使帝国在短期内征服支那、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彻底流产。更为可怕的是，帝国现在已经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国民经济更是开始出现严重下滑。
前不久，原帝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回国时向天皇陛下呈报的《论华北抵抗力量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
作为华北方面军首任司令官，寺内寿一阁下的看法还是很有见解的，他很同意也很欣赏寺内寿一大将的观点。再加上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所以在彬山元大将看来，帝国辉煌的光环下笼罩着巨大的危机。根据前一段时间得出的数据1938年，帝国的军费支出已高达61.56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支那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支那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于支那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支那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
还有一点令彬山元大将十分担心的就是国内的政局不稳，内阁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刚刚上任不久的首相近卫文磨已经不止一次受到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等人的挑衅，更换内阁几乎没有任何悬念。而对华政策尤其是对待华北的八路军游击队的政策反复无常，尽管他们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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