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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处理原则，这个原则于情于理都是妥当的，可惜这跟社会舆论就大相径庭了。
查明了实情之后，曾国藩找崇厚联名上了个奏折——《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所以曾国藩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亲王等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中做了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国藩自然是有口难辩，只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