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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按捺不住，递上一份《敬陈管见折》及《驱逐洋人之法六条》，公然与恭亲王政见立异。开篇奕譞便将矛头指向他六哥的心腹崇厚，认为其所谓修约意见，“或谓圣德何所不容，或称天主教无异释道，是直非苟安目前，且将袒护洋人，为一己固宠保荣之计，此臣所没齿鄙之，胶固不化者也”。杀鸡自然是给猴看，点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转话锋于总理衙门数年方针上面。在他看来，洋务运动之所以兴起，“首误于苟且依违，继误于剿抚无定，尤误于内外臣工，情不联属，秉政者既无定见，疆吏将帅亦无所适从”。基于此判断，奕譞指出“庚申(咸丰十年)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故洋务仅是一时权宜，必须勤练兵勇，“一旦翻然决裂，将以天下之兵之民，敌彼蕞尔数国，如越之灭吴，唐之服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