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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地揭示了能人**现象(王玉石受贿15万，包冰然做小蜜，还有在干部任用上违背组织原则等)，另一方面也犯下了一个错误，即以为可以以功抵过。这既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也是一种情感与道德价值取向上的误导，是不可取的。
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要深刻得多。做了九年镜州市委书记的齐全盛，可谓镜州强人。他有铁的手腕，过人的胆识和才干，更有着发展镜州经济与时共进的雄心，从本质上讲，他不是一个坏人。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除了与调查小组组长有过节(刘重天原为镜州市长，被齐全盛赶走)之外，并无私心可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镜州将自己超越于法律之上。他的超越“个xìng”、“魄力”和“雄心”，致使他错用了干部林一达、白可树(这两个常委为贪污犯)。他的妻子高雅菊和女儿齐小艳都犯有明显的经济问题。更要命的是，由于他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和在镜州的深远影响，严重干扰了调查小组的正常工作(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金字塔集团总裁金启明包庇齐小艳等)，形成了可怕的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为害不可谓不深!作者让故事发生在镜州，就是要以之为“镜”啊!
刘重天也敏感到了“能人**”这一问题。譬如他惊悚地发现，小舅子邹璇竟敢私自答应放人、身在监狱服刊的自己的前秘书祁宇宙竟能用管教干部的手机为他人谋取私利等等，在刘重天看来，这就是“递延权力”，仍是一种能人**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必将戕害社会主义mín zhǔ和法治，而蜕变成为集权和人治。从根本上讲，当绝对权力拥有者为人正派、品质纯正时，有可能为民造福，但最终仍将走向dú cái；而当绝对权力拥有者为人狡黠、品质驳杂之时，那就必然要为害一方，残害百姓，并培养出无数的“递延权力”拥有者。这，正是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提供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相比起柯云路时代所塑造的“青天”李向南形象(《新星》)，无疑，周梅森等人的小说是一个进步。周梅森已经不再是理念在握，然后奋不顾身地指点评说，他更多地是对权力内核的深刻揭示。笔者还想说明的是，《绝对权力》亦不同于王跃文的长篇《国画》及其续篇《梅次故事》，依笔者看来，朱怀镜说到底还是一介知识分子形象，其主要是通过自省这种传统方式来净化自身，作者王跃文对朱怀镜心灵的袒示已经超过了对官场规则的揭示，更由于其中男女关系的纠缠，《国画》及其《梅次故事》呈现的是别一风采。因之，笔者更看重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冷峻之下暗藏着真挚，人物把握上更加切合官场现状。那种对绝对权力双面刃的揭示，对社会主义mín zhǔ与法制建设、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具有启迪效用。
三
对工具理xìng的深刻揭示，是新时期官场小说的第三个大的突破。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在解释人的行为规范时提出过两个意味深长的概念：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前者坚持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并将此奉为唯一标准，从而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这就是信念伦理，此属价值理xìng。而后者却不然，后者以为评价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不在其作为出发点的信念而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即是说，行为者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基于此，行为者更为关注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xìng的认识乃至屈从，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可能带来的负面的作用，这就是工具理xìng。
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质言之，利益至上。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痛失》对此作了形象的阐释。如果说刘醒龙此前的小说如《村支书》、《凤凰琴》中的人物也可以称得上是“官”的话，那么村支书方建国的以身填塞涵洞、界岭小学余校长等人坚守教育阵地之举还真可以称得上是坚持信念伦理，坚守一个非常朴素的为了乡亲、为了山里孩子而献身的信念伦理。随着视野的不断开拓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刘醒龙敏锐地将笔触深入到了官场的内核之中，揭示了其中的三昧——利益至上而追逐工具理xìng原则。
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中的镇委书记孔太平概括地讲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收取罚款以应发放镇干部工资和小学胡老师治病之急，另一便是违反法纪放了**的大客户并饶过了糟塌自己表妹的洪塔山。尽管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勾心斗角，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孔太平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正派、有为的基层干部。而到了长篇小说《痛失》中，孔太平在第二章“脆若梅花”里上了省青干班、第三章“迷你王八”里四处与人斗法之后，我们所见到的孔太平由镇委书记而副县长而县长而县委书记，在他一步步踏上仕途更高的台阶之时，他的人xìng中那善良、纯直的品质便一点点消蚀，人xìng深处的“恶”yù便在官场这个大染缸中疯长起来。这，除了因为孔太平已经“悟到人为什么很难抵御所谓的**”，“凡是与**有染的东西都是人间极乐”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你地位比人高，那么，“从前他在你面前是一只虎，现在他已经变成一只狼，再过一阵他就是你的一条狗”。而要比别人站得高，便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最终目的。正因为如此，孔太平不惜气得亲舅舅喝药而死，不惜将亲表妹送给地委书记的哥哥、看门的老头区师傅，不惜伤害县委书记汤有林致残，甚至不惜自身阳萎……从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职业官人”!
对官场上工具理xìng主义进行深刻揭示，当然不只是《痛失》。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李佩甫的《败节草》中的李金魁等皆为鲜活的化石。廖怀宝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由镇秘书而副镇长，再到镇长、副县长、地区副专员，官阶一级级上升的过程正是他抛弃委身于己但出身不好的裴姁姁、嫁祸于裴姁姁的丈夫农业局长双耿、将自己的爱人晋莓设计推向造反派副司令蒙辛怀抱的过程。在进行最后一次婚姻选择时，他又将票投给了一位寡妇(舍弃了一平民姑娘)，因为这位寡妇的哥哥在省里给省委书记当秘书。事实正如廖怀宝所言：“一个人只要有了官位，他就会拥有一切。”为此，他还有什么不可以割舍的呢?至于《败节草》中的李金魁，他由“草”到“虫”再到“贼”，不断聚集起草的顽强、虫的无赖和贼的灵敏，凭了这，他挤走吴乡长，并做了县长、市长；他深谙官场讲话、走路、为人、处事之艺术，历炼其间如不倒翁，令人触目惊心!
对官场工具理xìng主义的犀利揭示，当然不是为了展览丑恶，而是要表达“一种真情”，表达一种忧思。刘醒龙说得好：“(写作《痛失》是因为)我的孩子们，他们有权要求我做一些事来清理门户，给他们一副干净的生活门槛。”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一个比美国更好的家园”(注：《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25rì，舒晋瑜文，《下去走走有好处——访作家刘醒龙》)我们坚信，正是有了这种执著和忧思，我们的家园会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