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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为顺应新情势，军委会在1937年12月13日策定新的计划，指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
1938年1月8日，蒋zs又在汉口召集重要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
在此次会议上，白崇禧提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
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蒋zs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当然，蒋zs逐渐重视游击战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华北沦陷后，GM党部队，尤其是嫡系部队，几乎全部撤退。八路军深入敌后，很快得到发展，建立了大片根据地。
正是华北的教训，使蒋zs警觉起来，上海、南京失守后，他特意把韩德勤的部队约十万兵马留在苏北，皖北也留下了廖磊的七万部队。
汉口会议的召开，标志着GM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与之不相匹配的却是游击理论的匮乏。
当然，五次“围剿”红军的经历，党从中了解和熟悉了游击战术，并且有了部分的研究和运用。
之后，国*军建立了很多游击指挥部，以及由正规军编成的游击部队。
比如：苏北有李明扬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指挥部；陈太运苏北挺进队；鲁西（微山湖以西）有山东敌后抗战部队大本营，正规军和众多游击武装相配合；皖北则先后有安徽游击总司令张义纯的淮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豫东有孙桐萱、何柱国的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下设豫东游击总司令部、豫鲁边区游击指挥部，有数十个纵队和十余个支队。
除此之外，还有大别山的廖磊的21集团军、徐源泉的26集团军、张义纯的安徽抗日自卫军、王懋功江苏挺进军、张轸豫东挺进军、鄂东游击纵队、大别山游击纵队等等。
但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
GM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一九四三左右，基本上都已丧失。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一九四五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相反，GC*党的抗日根据地，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首先：GM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ZS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GM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GM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GM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百余万。
短期作用，则是配合正面战场，协助主要战役。
比如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出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等等。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GM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
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GM党身上——GC*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其次：国*军的游击战术不正确，说白了，其实就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国*军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
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
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
而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
相比而言，GC*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
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
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
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办法不多，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
正是由于尽量减少了部队的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GC*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