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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然后是民/族矛盾。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人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胡人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乱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
玄宗对国家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不合时宜地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与黑暗，激发了将领贪功求官的**。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初期形成的边境安定局面被打破了，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与西南的南诏国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
最后是内部矛盾，这也是历代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二十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结果，没有安禄山，还有王禄山、黄禄山……，根本就是无可避免。
唐朝大伤元气，开元年间的“鼎盛”被挥霍怠尽，只剩下了繁荣的表象，大厦早已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