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 毛文龙第一次对袁崇焕起杀心】(第2/5页)明鹿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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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神”改善神面貌,因此要到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大凌河之战、松锦大战什么的,明军败了,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撑不住就投降,结合起来看,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韦宝轻松道:“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朝廷听了会高兴。考虑到大明的国情,这个话不好。弃辽守关,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戳力王事,赖何南辕北辙。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不要总想权谋,还要看地缘环境。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辽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留那么多地和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可是,这得多大的工程?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顺道毁掉辽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有这些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哪里还用这么费事?”

    袁崇焕和毛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略合适,还是王在晋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略合适呢?”袁崇焕问道。

    “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龙这么激动。

    其实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是字游戏。

    纵观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袁崇焕对的,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自我标榜的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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