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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龄密约反奉；北伐战争时先接受[***]的帮助和苏联的军火，后又追随蒋介石清党；这次的蒋桂战争又先与桂系约定共同反蒋，虽有摇摆最终却助蒋反桂。从这些事上，都可以看出，冯玉祥是个绝不甘屈居人下的人。在韩复榘看来，这些都是冯玉祥的长处。
但冯玉祥的短处也显而易见，气量偏狭，不能容物。韩复榘以为这是冯玉祥读书不多，涵养功夫欠缺所致，所以常与重要决策之际意气用事；冯玉祥又喜欢予智自雄，弄权术而缺诚意。这一点韩复榘倒是认为这是自古歼雄通病。这些韩复榘觉得到还都不是致命的弱点。
韩复榘认为冯玉祥最大的弱点是，其魄力不够，利害心重，於患得患失之间，往往不见其远大者。这都是因为冯玉祥出身士卒，小本起家，自后统率大军，谨慎爱惜，唯恐损失，又缺乏战略战术之充分修养，用兵常不够果断。冯玉祥的过分小心是西北军若干次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
比如民国十四年底，天津初下，韩复榘即与张之江计议，国民军欲保持战果，必须拥有直隶地区，必须向东沿京奉铁路进至山海关，向南沿津浦路追击至山东德州。张之江很同意，认为，以宋哲元率军南下，孙连仲则领骑兵东进，进扼山海关，既可以把奉军堵在关外，又可以压迫张宗昌，还可以使西北军拥有广阔纵深，可以从容回旋。谁知道，向冯报告后，冯玉祥顾虑军力分散，不敢扩张，不仅训斥他一顿，还严令，坚守天津勿再前进。冯玉祥缺乏战略头脑，仅着眼於天津一隅，殊不知若无前进据点，则天津一地断难久守。后经他韩复榘再三恳请，说明利害，至少要北进至唐山南止沧州，然而为时已晚。张宗昌以率军自德州反攻国民军，奉军兵出山海关。在直鲁奉联军南北夹击下，天津即被迫放弃。
沉思半晌的韩复榘，忽然感觉到宋哲武在一直注视着他，心知自己有些失态，忙掩饰着说：“文戈，你说老蒋最适合做国家领袖，这一点我可不敢苟同。依我看，老蒋治理地方不如李宗仁、阎锡山；领兵打仗不如白崇禧、冯老总。他也并不是最合适、最好的国家领袖。”
宋哲武解释()说：“大哥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说蒋委员长是最好的国家领袖，我只是说，他是现今在国内各派系里最适合的人。大哥说得对，治理地方，他不及李宗仁、阎锡山；领兵打仗，也不及白崇禧、冯玉祥；还有抓钱扩展财路他也不如阎锡山。可一国领袖并不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一国领袖应该是一个政治家和统帅，而且一国领袖，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只需拿出正确的大政方针，并不需要事事亲历亲为。李宗仁是一个出色的行政管理者和军事指挥者，冯玉祥则是一个严厉的家长，阎锡山只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山西商人，他们都不具备一国领袖的才能风范。一国领袖应该即具有政治家的权谋、纵横开阖的手段，又有开阔的胸怀、识人善任的眼光、持之以恒的韧姓，甚至还要有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绝大毅力。这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都不具备。李宗仁为人宽厚由于，权谋机变不足；冯玉祥律己甚严，但待人也苛，没有容忍之量；阎锡山不仅悠游寡断，做事瞻前顾后，还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反观蒋委员长，他识人也会用人，他能用人之长，甚至还能容人之短，这一点至少冯玉祥就做不到。再比如汉高祖刘邦，他文不如萧何、武不如韩信、权谋战略又不如张良，可他仍然一统华夏，开汉家数百年之基业。”
韩复榘见宋哲武停下不说，又问道：“所以，你就决定叛阎而投蒋。”
宋哲武这个穿越者对叛变两字很敏感，有些不自然地笑着说：“我说大哥，不要说得那么难听，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投的是河北省主席商震，不是陕西省主席阎锡山，我的部队也从来就没有列入晋绥军序列，何来背叛阎锡山之说。何况蒋委员长委任我为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商主席是同意的，就是阎锡山也是支持的，而且我现在也还听命于阎锡山，我刚刚接到他的电报，要我克曰北返，我这次来汉口就是要向蒋委员长辞行。”
顿了顿，宋哲武又笑嘻嘻地对韩复榘说：“即便是背叛，也无可厚非，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何况你们的冯老总不是一背玉帅吴佩孚，二背段祺瑞、张作霖，三背苏俄和共党，四背与李宗仁之约吗？”
韩复榘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又点燃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脸转向车窗，望着外面飞驰的景物，沉思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