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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和宋朝联系紧密,300余年间,其国内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宋政权曾多次册封大理统治者为王,宋朝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大理,对大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大理王族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达到鼎盛,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到了后期,大理相国高泰祥专权,君相不和,致使本來军事力量并不薄弱的国力严重受损,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1254年秋,大理国末代帝君段兴智逃至昆明被蒙古人活擒,遂降,被当时的蒙哥汗任命为世袭总管,
段兴智出逃后,其继任者段实投降了蒙古,这封书信应当是段实投降前,由段恒亲笔所写,看來段氏一族内也分为主战派和投降派,只是投降派大占上风,
而此时的南宋王朝偏安一方,自顾不暇,在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蒙古军队不时南下,国内歼臣当道,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贾似道也在这个时候渐渐崛起,皇帝宋理宗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中,无心朝政,对于段恒之信也沒有放在心上,何况即使有心相助,也根本无力,
和这封信相关的还有段东楼拜见宋理宗的经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