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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我们农民都是笨蛋，天天拎着金丹当粪蛋卖，好让他们去捡漏！他们哪知道？我们是拿着粪蛋当金丹卖！哈哈……”
像笑哥和福建女子那样的故事多不胜数。潘家园，就像是一个“魔术大师”，每天都以更新、更刺激、更富于智能含量的手法，上演一幕幕令旁观者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换头术”——来自五湖四海的倒爷们，不管他们来自哪个穷乡僻壤、犄角旮旯，也不管他们过去是怎样的一贫如洗，只要进入其中，无需多大的成本，也不需要什么高智商，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不折不扣、腰缠万贯的大小富翁。
据有关方面统计，潘家园每年可造就十万元以上的“富农”最少有千人以上。别看这些新富们穿着打扮依旧土里土气或半土半洋，但你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他们中间开着小轿车送货、打开电脑上网交易、拿着高档手机通话并将所谓的“高档老货”拍成照片寻找买主的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经济上远远超过当地居民平均水准的城市边缘人，他们财富的大量积累与高速膨胀，往往不会被外界察觉，因为从外表看，他们的衣着打扮、谈吐、还有消费时和在社交场合的底气，就算是跟城里那些享受政府救济的穷人比，都显得怯场和寒酸。难怪一些当地小年轻刻薄地嘲笑他们：“再有钱，走近了还是闻得出他们骨头里的土腥味儿！”
不管城里人怎么看自己、如何挖苦自己，这些由潘家园炮制出来的“富农”们，依旧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缘自得其乐地生活着、快乐着，出摊赚钱、收摊睡觉，高兴时喝两杯酒，无聊时搓几把麻将。他们打心眼里感激政府给了他们新的活路，感激这个祖祖辈辈连做梦都不敢走近的“皇城”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平等地和城里人一起摄取社会财富，让他们有资格回老家跟乡长和村长同坐一席、称兄道弟、交杯换盏，有勇气一掷千金，用八抬大轿娶回如花似玉的邻村美女……
在中国，潘家园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也不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它是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它聚集了方方面面众多的社会能量——富人与穷人、金钱与权力、存在与虚无，等等。发生在这里的许多场景，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层面，演绎出一幕幕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的人性大戏，释放出丰富的社会信息：信念蜕变、本位置换、概念更新、利弊失衡……
为了获得“盗墓界”的第一手资料，记者曾以特殊的手段采访过几个盗墓者，他们都是有多年盗墓实践的高手，现在一个个身藏百万、有车有房，有的已经“金盆洗手”，做起体面的“文物收藏家”或文物商人。尽管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贫困山区的农民，大多数原来没读多少书，但加入黑道后因买卖需要，他们不得不临阵磨枪，突击学习一些历史、文物知识，以及与盗墓手段有关的科技知识。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智商较高、原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学有所成，对文物鉴定和艺术品市场的路数了如指掌，成为盗墓这一特殊行当的领袖级人物，人称“白领土司”。
两年前，记者在北京报国寺认识了一个人称“刘秀才”的小伙子，来自安徽农村，外表文质彬彬，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精通《易经》，能够熟练地推算阴阳八卦，时常帮人看看八字、测个风水什么的。至于古玩方面他更是声名显赫了，虽说他没拿什么职称，没专家头衔，但他对于古玩的鉴赏能力在圈内却是无人不知，许多人都说他看东西比故宫的专家还“毒”。尽管如此，他帮人看东西从不收钱，而且还经常帮一些熟人介绍买主或卖主，成交了自己也分文不取，所以深得圈内人看重。
刘秀才在北京开了两家古玩店，主要客户是香港人和台湾人。我是在报国寺的古玩店里认识他的，记得第一次是看中了他店里一只宋代耀州窑梅瓶。他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了宋代瓷器的基本特征与演变过程，并教我如何识辨出土瓷器的“土锈”和“沁”色的真伪，怎样“新里看旧、旧里看新”。那以后，我从他手上买过几次东西，而且经行家上眼基本上都到代，没有新仿品。三来两去，我和刘秀才也就成为朋友了，他劝我别上地摊儿上去烧钱，说现在想要在地摊上买到真正到代的文物，简直是沙里淘金。我问他上哪里可以买到真货，他笑笑说：“你有空可多来我这里转转。”我开玩笑说：“你的东西莫非是自己从墓里掏出来的？”他又笑笑：“那倒不会。反正你喜欢收藏，我这店面又是合法的，有了东西我给您打电话，有兴趣您就买，没兴趣也可以看看，又不花钱，上博物馆看得买门票，还不让您上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