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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
至于将来,这些官员为了保障自己的收入与待遇,会不会主动要求增加商税征收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官员数量大量增加,考虑到行政效率的问题,在权力分配上也发生了改变,南直隶与浙江两省地四品及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各省会选,会选式是成立省委和省常委,各省知府与省机关各厅堂官即参议与各省参政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组成,由其会选出四品与四品以上官员,然后由组织厅任命。
这种中下层官员任命权来是掌握在吏部手里的,吏部直接铨叙任命中下层官员。
南直隶和浙江的中下层官员更是直接由南京吏部负责。
而如今,朱厚照与王守仁这么做,等于剥夺了南京吏部的这个权力,准确地,是剥夺了南京选司郎中的这个权利。
这并不意外,大明很多时候的政治运转就掌握在这些四品以下的官手里。
给事中、御史、吏部选司与兵部武选司这些官员都是掌大权的官,当然也容易变成巨贪。
如今,朱厚照和王守仁把这个权利直接给地,自然是在制度上尽量避免这些官巨贪出现,同时也避免这些在京官不知地实情而胡乱任命。
让地主要官员会选算是在官员内部搞推选,与朝廷廷推模式一样,这样可以选出尽可能合理和平衡化的官员,也避免一个选司郎中就可以通过控制天下官吏任命而操纵整个天下,甚至带领整个官集团与皇帝对抗。
改成目前这样,就算还有掌控人事任免的官员要操纵政局也只能是操纵一个省。
当然,名义上天下所有官吏都是皇帝任免的。
不过,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地理因素与个人力有限的因素,朱厚照必须把权力下放,而如何下放是需要考虑的,如今这种把权力不下放的一个人手里自然是更为科的。
但这样一来,也变相地增加了地自治权。
不过,朱厚照看过钱穆的中国古代政治得失,他记得按照钱穆的观点,地自治权加大一定程度的加大是利于民生的,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不断集权地自治权不断缩水的过程,造成中国古代来趋于内敛保守和不顾地民生。
如汉唐地刺史权力便很大,甚至几同于诸侯,宋时是中央派遣专员负责地事务,如今大明是巡抚巡按等京官管理地,而且逐渐由临时派遣变成长期驻守地,清朝更不用,巡抚上面还有个总督。
朱厚照不知道增加地自治权是好还是坏,但在南直隶和浙江试点,他也只能先试试。
毕竟南直隶与浙江的政治经济比较特殊,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或许真的需要有一定自主性才能使其做出一些更加合理和开放乃至先进的政策,也许一些近代化的政令由中央朝廷颁布不一定适用于国甚至会导致大乱,但南直隶与浙江自己实施会好一点。
比如,伍定便开始在南直隶实行起征税只征银元的制度来,这在南直隶实施很符合百姓利益需求,毕竟南直隶的百姓都不怎么种田,主要是务工经商,而且兑换银元也便,自然更适合缴纳银元而不适合缴纳粮食。
眼下,对于江南百姓而言,生活真的很惬意,做生意不再担心有行霸,新官上任也都在燃烧着自己的三把火,而且因为受朝廷考核制度影响,一些地官为了政绩还会在政策上对客商以及手工业者特别对待,使得百姓们个人收入是蹭蹭的往上涨。
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杭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增加数万乃至数十万,别墅园林乃至高档区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城镇化的速度是来快,一个镇年贸易额便突破百万银元,一普通平民到松江卖货便能一日赚数千银元。
可是,这百姓倒是富裕了,朝廷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海贸与殖民地掠夺带来的国家收入在来大比例的投入到江南的市政经费维持中来,让其他地的督抚乃至京官们都开始有了很大意见。
即便是南直隶与浙江地官员也看不下去,自己官府修个路还得从中央朝廷拨的款里挤出来,而地财阀却可以为了一花魁一夜掷万金。
建立江南新的税政体制是朱厚照待在南京改革江南体制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也是朝廷许多官员都想要做的。
没办法,朝廷的官员们不能白干活不拿工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朝廷就是统治这块地的土匪集团,要想土匪们护你们安不从你们手里直接夺,你们就得交保护费。
如果朝廷不建立税收制度来收取合法的保护费,官员们只能用潜规则来收,滋生**,最典型的便是权力寻租。
事实上,在朱厚照待在南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新进入官场的官员们见商人百姓相继豪富起来,开始出现了心里不平衡,开始从商人集团手里获取好处,也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甚至还有直接巧取豪夺的。
“现在南直隶与浙江大都以经商务工为主,但税赋却依旧在以征收田赋为准,三十税一,以粮价推算,则三十银元之利取其一,可现在就算是普通百姓经商所得利润一次也不下数千银元,此税政已极为不合理!”
王守仁此时便在朝堂上提出了自己在南直隶所发现的现象。
但这时候,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此言差矣,南直隶与浙江岁赋历来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隶与浙江岁赋一半,朝廷应当予以蠲免是以惜民力,如何还能加征,加征实乃万万不可之事啊!”
“南直隶与浙江多少田亩,其他各省多少田亩,南直隶与浙江多少户,其他各省多少户,王部堂难道不清楚吗,南直隶与浙江岁赋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轻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怼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银行股,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还是浙江地士绅受益,但也因此,现在的他也要为了国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建设西北西南贫瘠地区。
“陛下,臣以为轻徭薄赋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当以节俭治国,又何必夺民之利!”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也不提议加赋,但似乎也的很有道理,减税免税来就是善政,盛世之朝从未有加赋之。
“可今年的审计核算发现,天下诸省岁赋收入与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粮之省有六省,云南、贵州、新增之甘肃、南直隶、浙江
云贵甘素来贫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来云贵赖四川之岁赋供应,甘肃也赖朝廷拨款
可南直隶与浙江这两年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亏空达千万银元之巨!而南直隶与浙江如今海贸已不下十亿银元,敢问南直隶与浙江为何还会亏损!需由朝廷湖广、两广、山等地接济!”
大明第一任审计署户部左侍郎丛兰主导了大明审计工作,开始面负责管控大明国有资产,但也正因为此,让他发现了江南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财政负担,使得他不得不赶来了南京,帮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税政。
作为山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百姓还拿买番薯的钱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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