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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国时期楚国的封君制，是地行政组织形式的补充。
楚封君数，如从历世楚王来看，楚惠王时13名，悼王时1名，肃王时名，宣王时5名，威王时3名，怀王时3名，顷襄王时名，考烈王时名，幽王时1名，还有3名时代不明。
楚国封君现有6名，比之封君数较多的赵国6名、秦国3名、魏国17名，宋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追赠除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封君最多的国家。
战国时期各国的封君，就其身身份来，主要是王族贵族、有功的将相大臣等。楚国的封君主要是王族成员以及春秋以来楚国的旧贵族后裔。
析君公孙宁、鲁阳君公孙宽是平王之孙，陵君申和鄂君子皙为楚王之子，江君昭奚恤、阳陵君庄辛、邸阳君潘乘等则是以往楚国宗法大家族的后代子孙。
墨翟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故当作功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战国时期楚国有些封君确是出于国君和太后的宠爱。
如安陵君、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由于“面目佼好”而得到国君的宠爱。这些反映了当时楚国政治的一个面。
楚国的封君，基上是以封地之名冠以君号，而中原各国的封君除以封地为号外，不少是以功德为号，以原籍或发迹地为号，有的则是雅号、谥号。以封地为号，可以是楚国封君称号的一个特点。
战国时期的封君和过去的采邑制已不相同。在采邑制下的卿大夫不仅对其封地是世袭的，而且在封地内几乎与国君一样有相对的经济、政治和征兵的权力，并有家宰和邑宰以掌其封土，实际上封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战国时期的国君在封地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也是如此，他们在封地内的权力远没有采邑主的权力大。如鲁阳君，他领有封地内的一切行政号令及刑罚大权。
鲁阳君曰：“鲁阳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但也就在鲁阳君的封地内发生“大都攻其都，大家伐其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这样的变乱时，鲁阳君只是“必将厚罚之”而已。
鲁阳君并不认为这些大都、都、大家、家都是他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些大都、都、大家、家都有人民、牛马、布帛、货财，想必都是中、地主或有一定数量财产的自耕农。
这些财产并不属于封君，封君只有封地内的衣食租税之权，并负责封地内的行政事务。
战国时期楚国封君除了衣食租税之权之外，还在经济上拥有特权。
除了“毋载金革篃箭”禁运金属皮革箭杆等军用物资，“女如载牛马台以出内关”和“则政征于大府”运载牛马归王室的大府征税以外，所有贩运物资经过关卡“得其金节则母毋政征”，就是凭节一律免税。
这个错金铜节，有楚怀王命令大攻工尹“为鄂君之府”铸造的，有效期为一年。由此可知，战国时期楚国封君在封地内的经济上还有一些特权，可以凭借这些特权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中谋取暴利。
鄂君启节铭云：“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为鄂君之鑄金節。”鄂君启节是楚王颁发的水陆两路免税过关的通行证，是有楚王命令大工尹铸成后发给“鄂君启之府”使用的。
这明当时封君设有“府”掌管他的经济收入和开支，包括从水陆两路贩运物资。
汉代的封君设有“中府”或“私府”，如同皇帝设有“少府”那样，负责征收工商业税作为“私奉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