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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
宋代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
在统一中土之战中北宋军队表现出的势如破竹的强大战斗力令人刮目相看。
南宋初年，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宋军愈战愈强，打得不可一世的金军节节败退，并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胆寒之声。
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
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
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
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大家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比较这样一组数据；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因此“积弱”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所以作者菌认为，宋朝在与辽、金、蒙作战中之所以不能取得优势，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有三大原因同样不可忽视：一是燕云十六州之失。
五代石敬瑭为当皇帝，献燕云十六州于辽国，致使中原大地门户洞开。
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进则直叩中原，连富庶繁华的汴京也时时处在兵锋的威胁之下；退则足以自保，据幽燕之地利，易守难攻。
这一对中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的丢失，给宋王朝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连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设立封桩库以备伐辽(《宋史纪事本末》载：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八月设置封桩库，打算蓄满四五百万后，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绢赐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
后来宋太宗伐辽，因进退失据和指挥失当而遭遇惨痛失败。
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永远没能完成的梦想。
直到明朝建立后燕云十六州才重回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二是敌国的马匹禁运。
与宋先后对峙的辽、夏、金、蒙等国，深知自身的优势在于骑兵。
所以为了保持这种优势，这三国长期一来都对宋朝实行马匹禁运。
虽然通过走私贸易宋朝也能获得一些马匹，但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而且官养军马耗费巨大，效果不佳，根本无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骑兵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变法试图以“保马法”改革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没有强大的骑兵使宋军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虽然宋军以高度的智慧总结出一系列
“步兵破骑兵”的战术，并取得了像郾城之战那样的大捷，但由于骑兵行动迅捷，很难全歼敌军，始终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三是技术革命的瓶颈制约。
北宋时期《梦溪笔谈》的问世标志着工匠传统与哲学传统合流趋势的出现，在后来的西方，这是科技革命的先声。
但是“靖康之变”打断和延缓了这一进程，随着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灭亡的动乱中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加上主要矿业基地的丢失(特别是集中于北方的铁矿)，使南宋科技发展遭遇瓶颈。
尽管南宋在火药火器的制作上取得进展，但距离革命性的突破还需时日，因而火器始终只能作为冷兵器的补充参加战斗。
更不幸的是，金、蒙军队也在作战中获取了火器的制法(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球、火枪等火器。)，从而抵消了宋军的火力优势。
蒙古西征后得到回回巨炮(一种巨大的抛石机)，又打破了宋军守城的优势。
我们无法设想再过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热兵器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铁炮)，我们只知道蒙古人没有再给宋朝这样的机会，伟大的宋朝尽管拥有遥遥领先的科技优势，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为了废墟。
这是冷兵器时代文明无法回避的悲哀!
因此我们再回到正题，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作者菌认为，很大的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
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
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认为，北宋王朝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
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
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
我们知道，支撑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
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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