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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国时，蜀汉与南中少数民族、孙吴与山越族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东汉以来，西北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五胡乱华”)，与汉人错居，并分建十六国政权，民族大迁徒冲垮胡汉界限。
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加强;，汉胡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当然，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其次还有少数民族政治家的改革，为适应民族融合的趋势，北魏教帝禁旧俗，行汉化，促进了鲜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这为隋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到了隋唐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各民族迅速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通过战争、和亲、册封、设管理机构等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进步加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
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
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
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靺鞨，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
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
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
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辽宋二金时期，由于民族政权对峙，民族战争不断，民族偏见强烈，民族隔阂严，民族构成的演变步伐相对缓慢。
即使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之间，关系也相当紧张。
同时伴随着封建制度向边疆地区扩展，元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元朝以后，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固定下来。
虽然元曾把女真、契丹称为“汉人”，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
元朝建立后，民分四等，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
到了之后的明清时期，民族构成的成份相对固定下来;
明朝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明朝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关系颇为紧张。
清承明制，所不同的是清有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
清朝努力经营边疆，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统一更加巩固。
清朝前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形成了50多个民族。
满清入关，满汉民族矛盾尖锐。
元朝清朝虽由蒙满不同民族所建，但都实行了具有较强烈色彩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加深了各民族问的隔阂。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
像是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
同时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
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
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
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
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
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
如清代在对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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