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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字，他们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特别是与君、臣并列的布摩，掌管祭祀，勾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
彝制崩溃后，布摩的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科举教化、移民的涌入，对他们造成另一种重大打击，布摩阶层的身份构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文教的兴起与绅士阶层的成长。
要知道贵州科举兴于明代，主要是由于卫所的带动，当时入学者以屯戍子弟与汉人移民为主。
黔西北地区的广大原住民并非编户，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去入学应举。
因此明王朝文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只能波及到上层统治分子，虽然朝廷力图推广社学，但土官并不热心，社学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布摩所宣扬的各种价值观仍然是土司政权的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推行科举创造了条件。
黔西北平定后不数年，黔西、平远、大定等府相继设学，而旧有的乌撒卫学则改为威宁府学，此外各种书院、义学、社学亦渐次设立。
这些学校除了解决汉人的入学、科举问题外，还担负着化导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
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2)，贵州学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亲辖地有许多“目、夷”列于学宫，“尤明于顺逆之义”，随从太守赴军前讨贼。。
平远州有“苗民”九种，“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从师读书，近列癀宫者颇众。”
威宁被描述为“汉夷合一，文教顿兴”，康熙四十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方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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