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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常设两淮、京湖安抚制置使。
各领淮南东、西与京西南路、荆湖北路的兵马，权高位重、辖区之大，宋朝立国以来，未有其比。
可以说北宋前期，转运司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总”，权任颇重。
这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事务繁重，难以事必躬亲，情不得实，事务稽缓;二是专制一方，权力过大。
故景德(1004年-1007年)定制，增设一路提点刑狱司，以分转运司之司法权。
熙宁初(1068年)，又增设一路提举常平司，专管新法财税，以分转运司之财权。
两司均有按举之权，与转运司同为监司，因此三司都有按部之责。
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年度巡历，政区不宜过大，故宋自建国以来逐路屡有分路之举。
然由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
实际上，当时已形成了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川峡、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若干幅员辽阔的财赋之区，境内经济、财政密不可分。
故逐路又屡有合并之举。
或采取互兼、兼总等形式，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
如太宗时的江南路，东路兼总西路;荆湖路，北路兼总南路;广南路，东路兼西路。
西川、峡路则转运使互兼。
又如，真宗咸平4年(1001年)，在平定王均之乱后，为了迅速有效地镇压动乱，遂“分川峡转运使为益、利、梓、夔四路”。
但月余，“又虑漕挽者各司其局，失均济之义”，遂“命知益州、右谏议大夫宋太初兼川峡四路都转运使”。
同样，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诏河北东西、永兴秦凤、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淮南东西路转运司通管两路，以河北、陕府、京东、京西、淮南路为名，提刑、提举司仍旧分路”。
也是采取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方式，妥善地解决了监察区辖境不宜过大，以便于按部;地方财赋区辖境不宜过小，以便于移用钱谷，裒多益少，肥瘠均调。
因此，元丰(1078年-1085年)以后直至徽宗复设京畿路前，从监察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提刑、提举司还是转运司，都是推行的二十三路之制;从地方财赋区的角度来看，则一直行用十八路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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