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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帆船”(ManilaGalleon)则把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
后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无法比拟的。
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Femandbraudel)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16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班牙前往美洲。
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
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
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落。
因此一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
“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
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布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
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
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这就清楚的表明，在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
而据统计，年的155年中，每年的出口量，从8担上升到9920担;从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万担以上。
到90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万担;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万担的高峰;年的85年中，仍然保持年增长率35%的上升势头，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到后来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
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资料表明，进入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
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简要的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
同时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记载。
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
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m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
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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