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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卷十拾遗引吴遇坤《天咫录》:“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终于酿成一桩大案。
该书写道:“(染匠、砑匠)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布缚首，持械复仇”。
你看，被镇民“设计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数百人上街复仇，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在市镇上，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棉花牙行)、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客)，脚行脚夫(搬运业)，还有从事打行(打降)、白赖(白拉)的市井流氓。
其次就是沿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成的商人群体，即所谓坐贾。
此外还有行商，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商品的客商，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
再次是各种作坊——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
当然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
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院琐志》卷一机杼中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织作”。
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都在从事丝织业。
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记》得到印证:“(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巷，皆务于织”。
你看，全镇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务工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粮食牙行)、麻皮行等。
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计，洋广杂货2家，水果行2家，米行2家，黄麻号2家，酱园1家，茧厂1家，小米店7家，茶馆15家，酒店6家，川酱店3家，饭店8家，铁店3家，糖果店3家，以及棺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工人数不是一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前面已经提及，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
这是工业人口，那么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
据1946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们是棉布业25家，南北货业21家，丝商业62家，新药商业12家，酒酱商业34家，米粮商业44家，绸布新衣商业10家，百货商业15家，鲜肉商业20家，腌腊商业18家，面饭菜馆商业38家，国药商业13家，旅馆商业15家，茶叶商业7家，桐油瓷席商业16家，烟纸蜡烛商业51家，绸商业89家，绸领业68家，肥料商业21家等。
这五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
因此，工商业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的。
由于明清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字，难以量化分析。
嘉庆《珠里小志》似乎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镇人口分类统计，除了户数(1502户)、口数(5937口)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
其中店伙口267，雇工口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有366人。
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人口数，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重。
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来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关于嘉定县各市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市镇的人口构成。
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纺织业(土布业)已经衰落，但是号称“银南翔”的嘉定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
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口1126，工商业人口共计2101，是农业人口的25倍。
又如，吴江县的震泽镇，据《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提供的数据，该镇四乡“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户”，即使以每户一人计，也有5000人之多，镇东北栅“有丝车460座，工人1300人”。
据新编《吴江县志》记载，镇上纯商业单位331家，从业人员1146人;饮食业99家，从业人员196人;服务业45家，从业人员121人，商业人口合计1463人。
震泽镇的工商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城市的形成。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等。
当时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
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
这是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像是美国学者绕济凡(gilbertrozan)和赵冈的揭示了这点: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口的71。
而中国则不然，不足一半的人口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镇中。
中国的7100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市镇。
还有就是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像是地权的分散化趋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要知道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四乡，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这种现象在道光、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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