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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
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
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华夷之辩”，并且警惕“夏变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国礼仪、服章），而要看到深层（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汉水，问九鼎洛阳，至秦收之，始入中国。乃知用夏以变夷，亦当行之数世，始验。”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或许不会再蹈“五胡乱华“之渊薮吧。
宣讲完毕，即使学生自由提问。突然间站起一人来，询问道：“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