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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强，推诿的本事倒是一流，三下两下就把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甚至推到了老天爷身上。
质询又没有要求官员必须怎么做，只要有答复，便可以交差，光禄大夫们再不满，又能如何？
别的质询好答复，唯有王大俊的质询最为特殊，无法归到任何部门，最终送到了周延儒手中。
堂堂大明首辅，阴差阳错之下，居然要答复反贼的质询，这算什么事？
这王大俊身为朝廷认可的光禄大夫，却位于反贼窝中，到底是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朝廷认定天津商人为反贼出了错误？
周延儒当然认为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于是，他并未答复王大俊的质询，而是发函至扬州，令光禄院取消王大俊的光禄大夫资格，并责成光禄院修改制度，保证不再出现此类笑话。
最高级光禄院理事会寸步不让，认为内阁无权对光禄院命令、责成，并且顽固坚持，光禄院相关律法得到了皇帝陛下的批红，若要修改，则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光禄大夫同意，然后报请皇帝陛下批红。
这已经涉及到立法权的问题，非周延儒所能解决，答复王大俊一事不了了之。
不过，此事引起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帮有识之士的深思。
自秦汉以来，立法权就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表面上归属于皇帝陛下，实际操作中却把持在行政机构手中。而且，关于国家基本层面的律法，一般由太祖、高祖、太宗之类的说了算，后世很难更改。
比如，现行的《明大诰》就由朱元璋亲自编撰，通行于世的《大明律》也由朱元璋主持编撰。
事易时移，大明的情况已经与朱元璋时代截然不同，很多律法不合时宜，却仍然被顽固地坚持着。
而且，黄宗羲还敏锐地发现，自从林纯鸿崛起之后，大明几乎一日三变，除了一些基本层面的律法，其余律法都面临着无法跟上时代的问题。
林纯鸿颁布了无数的律法，几乎都由监察府制定，并未得到皇帝陛下的背书，现在也大行于世。
这种状况，显然是应急之策，无法保证华夏大地的长治久安。
黄宗羲等一帮人开始思索，立法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手中，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保证律法不会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