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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各个国家相互竞争、谋求生存发展，二百多年间战争不断，农耕普遍化与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有相当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投入兵力上的变化。
春秋时期流行车战，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会动用几百乘兵车，但城濮之战也不过七百乘，鞌之战百乘，千乘就了不得了。
实际上，车战所动员的兵力大概也就几万人，车上只坐三个人，每辆车后还跟随7名徒士，再加上车上的几千甲士。
粗略估算一下，百乘兵车也就五万多人。
此外，春秋时期，组织打仗的主要是贵族，而且武器装备是由贵族自供的。
但是，到了战国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的兵力增加到3万到1万，且开始向常备化发展。
一场战争动辄几十万人参战，比如公元前31年秦与诸国战于修鱼，斩首万二千。
前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4万前73年白起败魏军于华阳，斩首15万。
前6年秦赵长平之战，被俘虏的4万赵军，统统被活埋了！前4年，秦将桓齮攻赵平阳，斩首1万。
由一的损失不难想见双动员兵力的数量。
前4年，王翦攻楚，所率军队多达6万。
别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
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
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国君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与调动人力与资源。
建立户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应对不断增加的日常事务、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始于春秋时期，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官员与军队的持续运转。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
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制度的变化。
这是生存压力下的选择，没有其他退路。
只有改革彻底，才有出路。
国家组织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强，才能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兼并中获胜。
你死我活的压力下，那一时期才涌现出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成功变革了，楚国吴起变法就遇到了极大阻力，尤其是遭到贵族们的反对。
秦国最为成功军功爵，奖励耕战，才在漫长的逐鹿中胜出。
商鞅居功甚伟，不过，也由此开启了百姓沦为国家工具的漫长历史。
像是马克斯韦伯就十分看重长期战争带来的理性化压力，他认为中国理性化最强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原因就是纷争不断。
一旦统一，就会相应带来权力垄断，“会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理性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后就不复存在”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还有像以前一谈及战国时期，大家脑海中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人民的痛苦和战争等印象，人民似乎极其渴求统一。
相比于我们关注到的层面，韦伯的这段见解颇有洞察力，揭示了战争这种“恶”在历史中的意外作用，比起简单地歌颂统一，看到了历史更多的侧面。
以及浙江大赵鼎新教授研究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他的研究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包括韦伯、蒂利在内的一批西者关注十七世纪西欧的变化，其中也强调了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比如财政制度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出现等。
中国战国时期的情况与十七世纪的西欧类似。
所以许多人才是国家制造农民，是和战国时期的大背景分不开的。
各国面临的境况类似，做法也大同异，重农与授田是不少国家共同的选择，律令规定上亦有相通处。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后面附的魏国“奔命律”与“户律”的神，便与秦国相近。
只是秦国这面作得更彻底，最后能在争雄过程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