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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明朝
明朝科技成就灿若繁星，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现了许多名家巨作。
1、科学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科学专着，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当时被运到中国的西洋书籍数量十分惊人，几乎包括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学科的所有知识”，而这个时候，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西方的“地球观”，也和天主教的神学一道随之传入。[6]
2、翻译之作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7]的思想原则和“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8]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其中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坤舆格致（矿冶全书）》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译《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原本》（拉丁文本）科隆版《测量全义》罗雅各《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比例规解》罗雅谷《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雅克·贝松《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着《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远西奇器图说》（从书集，邓玉函和王征，1627年）《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1635年）、《西国记法》（1595年）、《性学粗述》（1623年），《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着）、《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3、几何原本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会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胜”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条件下，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9]对此，纪志刚评价说：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10]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未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11]第一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4、崇祯历法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6月21日，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吻合。徐光启时任礼部尚书，他再次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是年崇祯帝批准了徐光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并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光启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1629～1634年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先后以西法督修历法，任用西方人汤若望（德）、罗雅谷（意）、龙华民（意）、邓玉函（J.Terrentius，1576～1630）等修成《崇祯历书》共46种137卷。
崇祯时也有人反对西方历法。当时有个平民魏文魁写了《历元》、《历测》两本书，献给朝廷，对徐光启任用西法进行指责，却未受到行政干涉。政府为他设立一个民间历法机构东局，和徐光启组织领导的西法历局，及原来的大统历局、回回历局四家机构平等、公开地辩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在这十几年的争斗中，中西历法进行了八次正面较量，终以西历八次全胜，而宣告了《崇祯历法》的正确性。”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气氛中，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组织的历法变革征服了人心。[12]
《崇祯历书》是在以崇祯帝为首的明朝政府组织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崇祯历书》共137卷，包括《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30余种书籍。其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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