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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献资料之九有关前苏联大清洗的文献摘编(2)“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一)“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是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其中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的农民达130多万人。(《(1927年——1932年)B·п·达尼洛夫、h·A·伊夫尼茨基编著，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俄〕h·A·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了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lang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大量的宰杀、劳动力人口的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俄〕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就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年——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是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
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年——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
(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
(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
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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