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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一批大米，然后运到湘南省倒卖，带着十多万元潜逃了。由于这批大米是耒河粮油食品厂向村民收购的，欠着收购款没有付，厂子就以县商贸公司欠粮款未付为由，拖着这笔账。村民被逼急了，派了代表到咱们县信访办，但县商贸公司认为首先这是李建国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没有关系，食品厂不能因为自己被欺诈，就把问题转嫁过来。这事后来就这么不了了之。”
朱雯雯接道：“那些村民辛苦钱没了，就想出绑架孩子的招来，逼马振云交钱救孩子。可是，马振云说他也是拿工资过日子的，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再说了，公司也不可能因为他的孩子被绑架，替他交这个钱。但他又担心报警会危及孩子生命安全，这段时间卖房子、借钱，东躲西藏，一家人就是死活不肯报案，打算私了！”
她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学校、教育局都觉得，这事家长都不愿报案，咱们就更不能说什么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管出事来，家长不敢跨省找别人麻烦，反倒找教育局麻烦。”
孟谨行听得背部阵阵发凉。
这都是些什么人？把一个孩子裹进成人世界的经济纠纷中，用愚昧和残忍、麻木对待孩子的呼救，难道这就是利益受损者、这就是父母、这就是教育者该有的态度？
他的心里产生深深的悲凉，为那些不远千里来实施绑架的村民，为愚蠢的孩子父母，为麻木的教育局干部！
尤其是教育局和学校的做法，更让他心生寒意。
如果教育行政部门的大脑坏了，那将会引领出怎样一支支教育队伍，教出一批批怎样的学生？
当成人们把自己的痛苦、艰难毫不犹豫地转嫁到孩子身上时，孟谨行更不敢想像，孩子们要如何撑起明天的世界？
他折起信，对朱雯雯说：“走，跟我一起去见章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