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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皇太子乘车出宫,前后共有十辆车。百官军民闻讯赶来,有人一边追着车跑一边号啕大哭,有人跪拜在州桥之南侧放声嚎哭,也有人拉着车辕哭断衷肠,昏倒于地。
车队到达南薰门时,太学生们拥拜在车前,哭声振天。此时已近薄暮,忽闻车中传出皇太子的呼救声:“百姓救我!百姓救我!”
金兵列队站在南熏门下,强迫车队前行。范琼担心车队被百姓拦下,他先以危言恐吓车队卫士,令他们赶快前进,随后又增兵,簇拥着皇太子车辆出城而去。士庶们见状,既心肝俱损,又愤恨不已。
孙傅也要跟随皇后与皇太子出城,守门的金兵说道:“军中惟欲得太子,留守何为出耶?”
孙傅回答道:“主上出辱,太子复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皇上既不回,我当以死从太子,请速禀报元帅。”金兵答应为他禀报。
当天晚上,孙傅宿于南熏门下。第二天黎明时,金兵打开城门,对孙傅说道:“元帅有令,召孙留守入军寨。”
二月十二日早晨,孙傅被金兵押入军营。不久,张叔夜也被金兵押赴军营。其实宗翰早就想将他们抓入军中,因为他们屡次抗命,一再哀告立赵氏为帝。孙傅是主动要求去的,而张叔夜则是被金人“邀请”去的。
张叔夜来到金营后,“抗论如初”,始终坚持立赵氏为帝的原则。为了说服他,宗翰亲自召见,并骗他说道:“孙傅不立异姓,已杀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岂可与孙傅同死耶?可供状。”
张叔夜坦诚回答道:“累世荷国厚恩,誓与国家俱存亡,实不愿立异姓。”
宗翰四次劝说张叔夜接受异姓为帝,张叔夜始终不从,“惟请死而已”。宗翰、希尹等皆觉得,张叔夜是个很讲义气之人。
这天,京城内又哭声一片。百官父老皆云集在南熏门内,“号泣恳祈”。傍晚时,吴幵与莫俦又受命入城,向留守司传达大金元帅府命令。
此时,留守司负责人是吏部尚书王时雍与户部尚书梅执礼,他们见情况紧急,遂立即张榜公告:“今月十二日,吴承旨莫内翰自金军前来,带来大金元帅府命令:请疾速勾集在京大小官员,并僧道、耆老、军民等,商议共举张邦昌,并亲书其名,于名下签字,限十三日上报,便与册立入京。如别有异见,可别具状申,只不许引惹赵氏。若别举贤人者,亦不许阻,敢有逗留不赴议者,当按军令。”
半夜三更时,御史台在宣德门前贴出文告道:“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致仕官员、在京宫观及僧道、耆老、军班,限十三日绝早,并赴宣德门集议。如若不来,具状申元帅府依军法。请勿住滞,各令知悉。”
第二天一早,开封府也在宣德门前张挂了一则通告:“准留守司劄子,今月十二日晚,吴承旨莫内翰自军前回,传大元帅台旨,令留守开封尹连夜勾集文武官员,虽致仕在京及宫观人、僧道、耆老、军民,于今月十三日卯时,并赴宣德集议。窃虑混杂,无以分别,劄付本府:将文武百官及致仕在京宫观人并分拨赴秘书省、僧道赴宣德门外西关亭、军员赴大晟府集议,各令知悉。”
秘书省是朝廷主管馆阁藏书的部门,位于宣德门外右南廊,正对着右掖门。大晟府是朝廷掌管音乐的部门,在御街西侧,景灵西宫南边。
从凌晨开始,陆续有官员来秘书省报到,有军人去大晟府集合,有僧人道士前往宣德门西朵楼,有士庶百姓前往宣德门东朵楼。
有些官员来得很早,但不知道来秘书省商议何事。恰好凌晨有卖朝报的,他们便买来朝报阅读,报上说金人允许推择赵氏贤者。此时,在通衢大道旁也张贴有通告说,金人允许推择赵氏贤者。
其实,这些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留守司王时雍与开封府徐秉哲等人编造的。他们这样做,目的就是骗百官前来开会。他们担心百官们若知道真相,都不来参加会议。如果那样的话,金人肯定会将他们治罪。也的确有些了解内幕的官员,没来参加会议。
等百官基本到齐,王时雍下令关闭秘书省大门,令范琼派兵在门外守卫,任何人不得外出。接着,王时雍向百官传达金人元帅府命令,要求连衔举荐张邦昌为帝。
随后,王时雍又令范琼,将举荐张邦昌之事,向汇聚在宣德楼前的军民、耆老、僧道等,予以正式公布。府吏与台吏们分散开,大声命令众人:“还具名衔,推戴异议者押赴军前!”
军民、耆老、僧道等闻声回头,四顾无言,唯唯而退。只有太学生们对推举张邦昌,似乎不以为然。
范琼担心军民们仿效太学生,于是高声对众人说道:“当今为忠不可,只可为孝。”范琼令太学诸生立即离开现场,回到太学去。
王时雍担心百官不肯签名,便率先在推戴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百官们一开始都不肯上前署名,直到傍晚他们都没吃饭,饥饿难忍,于是纷纷上前,在一张白纸上写上自己的职位与姓名,然后离去。
王时雍将那张白纸即状词收起来,密不示众。薄暮时,吴幵与莫俦携带此状离开京城,去往金军元帅府。
三十七岁的御史中丞秦桧,这天也参加了推戴张邦昌的会议。但他拒不签名,并且公开评论张邦昌说:“邦昌辅相无状,不能尽人臣之节以释二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情愿乞押赴军前面论。”
随后,秦桧提笔给宗翰与宗望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原文如下:“桧窃缘自祖父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威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而易姓。桧忘身尽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朝之利害耳。
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余载,功德基绪,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渝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使生灵被害,京城失守。上皇嗣君致躬出郊,求和于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已布闻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交河北之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冤,庙社将倾,为臣子之义,安能忍死而不论哉?
且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域为大,子孙繁衍,充牣四海,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而光武乃兴;东汉绝于曹氏,而刘备据蜀;唐为朱温篡夺,而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继世之后,德在人者深,其基广业巨,势虽陵替,四海英雄必赴其难,天下之士不敢窥其位。所谓基广则难倾,根大则难拔,此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窃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得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盛逾于西京,石晋欺天罔民,交结外邦以篡其主,其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失之以契丹。况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中国藩篱之地以赂契丹,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之所以能灭晋也。
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唐,实异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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