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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头上。皇帝陛下如此公然拉偏架的行径，何以服众？所以纵有百万大军，也不过是纸糊的账面数字而已。
同时还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动了很多人的蛋糕。不是说有些政策不对，而是说这样的瞎几把操作简直就是直接在自己脸上刻上“傻哔”两个字！你在打仗啊！你在跟你叔叔对砍啊！你何来的自信双开甚至三开？把大部分朝臣、大多数地方和宗教界都得罪了，搞了个近似于全宣的局面很好玩吗？
若真要对比，徐钦觉得他这一系列操作简直比杨广还溜，至少人杨广是留下了历史财产的，自身也是玩嗨了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家也算是利人利己。
至于用仁孝之类的洗白借口，则根本不成立！
真孝顺的话，会反手就推翻爷爷的大量政策方针，近乎直接打脸么？会在逼死亲叔叔之后，还给人上极端恶谥么？初一都做了，还假惺惺的说“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种话，若是真心，那就多半是吃了脑残片，若是假意，那还有点儿意思，却也谈不上什么仁孝了。
总而言之，朱允炆这货作为皇帝，在各个方面都是远远不及格！
另一方面，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关键。
纵观历史，王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历来都极为关键：秦、隋威加海内，却二世而亡；汉、唐、宋，二世前后也都出过大幺蛾子。究其原因，王朝初建，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往往深藏着巨大的隐患，虽然凭借开国之君的巨大个人魅力和一系列强权手段压制住了，但旧势力最后的一波反攻倒算却也不容小觑，若有一位强力君主成功平息事态，那百年国运才真正完成奠基。若是不能，则顷刻间外表华丽的大厦便会分崩离析。
朱允炆虽有心变革，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却是一塌糊涂。且不说方针制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用人上。
皇帝冷血无情，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就是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用现实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人性本善的虚假基础上，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原则。
弗拉基米尔先生确实是个伟大的革命家，然而他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也同样有着极为残暴的一面，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小孩子什么的一样要枪毙！死人算什么？革命流血牺牲不是应该的么？后来的铁人同志和毛先生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不过一个简单粗暴，一个玩得更溜而已。
就连这些绝对称得上伟大的强人都是这个样子，何况是脑子里圣贤书和肮脏思想对半开的封建文臣？
不是说歧视文臣集团，只是在面对赤裸裸的巨大利益时，所谓的圣人教化简直不堪一击，如果孔夫子的骨头能卖钱，保准被他们扒出来卖了！制度的保障才是防止整体堕落的唯一办法，而在制度建设跟不上的情况下，权力的平衡就是唯一的替代治疗方案。
就以明朝为例，前期功勋贵族和文臣集团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再辅之以厂卫内廷体系的调和，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游刃有余。但土木堡事变之后，本就处于缓慢自然衰退状态的功勋贵族体系突然崩溃；而随着国家的稳定，自然增长的文臣集团则加速膨胀，于是来不及寻求长远平衡的皇帝，只能将原来作为调和剂的内廷势力推到前台。然而内廷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短期调节可以，但长期制衡根本无从谈起。
最终，明朝末年，作为唯一的行政力量，文臣集团的腐化极其惊人，甚至连贪腐的基础都不再关心，以一种愚蠢的、令人绝望的势头，裹挟着帝国走向毁灭。
道理非常简单，当你占下了一个珍贵的茅坑，并且没有制约的时候，你会本能地疯狂利用这个茅坑掠夺他人的一切，包括且不仅限于财富、权力、身体、精神，并不择手段阻止别人染指属于你的茅坑。你的心思会无限集中于保有和利用这个茅坑，个人的贪婪，亲人的撺掇，家族的压力，一切对你有重大影响力的因素都会促使你这样做，哪怕偶尔出现一两个圣人，也不可能改变大势所趋。
最终，要么是茅坑外憋得忍无可忍的邻居冲进来将你狠狠地踩进去，要么是山里来的无耻野人趁着你和你的邻居离心离德的机会，冲进来把你和你的邻居打得屎尿齐流，然后再顺便把你踩进去，结果差别都不会太大。
用专业的学术描绘就是：社会上层的腐朽堕落阻碍了阶级流动，导致了暴力革命或者毁灭了民族前进的动力。
有人将明亡的责任归咎于宗室的腐朽，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是某些人甩锅的行为。至少说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此，因为绝大多数宗室并无行政权力。这就就好像一个公司破产了，管理层难道不该负主要责任，却把锅甩给根本就不管事，只拿分红和挂名工资的一众小股东，这明显是有些颠倒黑白，避重就轻的。
如果真让朱允炆那样搞，就算让他顺利搞定了朱棣，明王朝也绝不可能撑到十七世纪中叶，而且孔孟的棺材板大概也会跳得更高。
朱棣虽然看起来更粗犷，但是真能放权下去推进实事，武功暂且不提，奠定内阁制、编写永乐大典等一系列举措，就足以担得起雄才大略这个评价。甚至就连容人之量上，圈禁和自己对着干的小舅子也远远比莫须有逼死亲叔叔来得大度得多。所以不管他徐钦是准备大展身手，还是混吃等死，肯定都要站朱棣。
在回到当前的局势上，这次朱棣回京恐怕也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经过他从时政邸报上拼凑出来的信息，这次朱棣回京，是因为北方对蒙古的战事又取得了新一轮“大捷”。朱棣作为北平核心战线上的统帅，押送俘虏进京也实属正常。
但现在这个时间却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朱标的去世让以朱棣为首的藩王们看到了翻身的希望。朱允炆虽然被确立为储君，但并不具备像他父亲那样对这些王叔构成绝对压制的实力，而且真要论正统性，朱允炆本身也存在不可回避的致命漏洞。
最重要的是，现在朱元璋还坐在龙廷之上，既然并非是完全没有选择，那就是完全还有希望。
另外，从徐景昌口中，徐钦还打听到，原来作为接替徐达，统领北方防务的大将，冯胜和付友德都随朱棣一起回京了。
徐景昌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而且年纪也还小，自然看不出其中的凶险和杀机。
但徐钦心里却和明镜一样，这两位开国元勋时日无多了。
此举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进一步为朱允炆的继位扫平道路，但也使得朱棣在北疆的力量进一步膨胀，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还真不好说。最终靖难之变的发生是朱棣彻底膨胀了，还是朱允炆真拿不动刀了？谁又说得清呢？
不过仔细想想有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给他留下个耿炳文都用不了，再留个冯、傅之流统领北疆，若是用不好投了朱棣，或是眼前一亮、狗胆一竖，怕是朱允炆完蛋得更快。这样想来，朱元璋考虑得还是蛮周到的。
此时的奉天门大朝会上，暗流已经开始激荡。
“…青壮七百五十又一，妇孺三千二百四十三，另有牛三千余、马七千余、羊一万二千余，敬献吾皇！祝吾皇万寿，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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