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邂逅(第1/2页)国潮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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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5月17日,周六。

    当天天儿挺热。

    康术德在白班上呢。

    宁卫民一个人在家也不好闲着,洗了一上午的衣服。

    到了中午,他累得腰酸背痛手抽筋儿,实在懒得热剩饭菜,嘴又馋了。

    便一人溜达出家门,想外面吃口省事的。

    京城有个顺口溜囊括了京城各处繁华闹市。

    叫“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

    小小门框胡同能有如此响亮的名头,也混在其中,凭借的就是小吃。

    实际上连门框胡同在内,包括和他相连的廊坊一条、二条、三条,几乎都被小吃店占满了。

    什么卤煮火烧,爆肚儿、馄饨、馅饼、饸络、猫耳朵啊,样样京城人喜欢的本土风味儿都有,口味地道得很。

    绝不是后来那些所谓的京城旅游打卡圣地。

    净卖什么老京城炸蝎子、老京城天府豆花、老京城脆皮香蕉、老京城虾扯蛋之类的“外地人懵外地人一条龙”,所能比的。

    所以走在奔门框胡同的路上,宁卫民这心里就琢磨啊。

    到底是来点肉饼喝粥呢?还是来盘炒饼就蒜呢?

    肉饼吧,显得腻烦,炒饼又有点太素。

    于是最终决定,干脆还是门框胡同的瑞宾楼吃褡裢火烧去。

    褡裢火烧是京城瑞宾楼独有的面点。

    其口味类似锅贴,但形状不同。

    因其长条型,用筷子夹起时可对折,类似古代背在肩上的褡裢,故名褡裢火烧。

    而瑞宾楼最有名的招牌小吃就是猪肉大葱馅儿的褡裢火烧。

    其独到之处不但在于馅儿香,关键是油煎的火候了不得。

    瑞宾楼的师傅能做到颜色金黄,焦香四溢,偏偏丁点也不糊不黑。

    宁卫民觉着要来上三两这玩意,就着个凉菜,喝点儿散啤。

    那绝对是又解馋,又清爽啊。

    但可惜的是,想得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又是另一回事。

    或许最近撞克什么脏东西了。

    宁卫民工作着落不如意吧,就连这么个小小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敢情一到了地方他就发现,本来就不宽绰的胡同全都淤了。

    不知多少人抻着脑袋往瑞宾楼里看热闹。

    就见人群聚焦的饭馆开票柜台那儿,居然是邻居边家的二儿子边建功和瑞宾楼的人干嘴仗呢。

    “……废什么话你?一碗啤酒搭一个菜,你要买就买,不买你走人,瞎叫什么劲啊你”。

    饭馆的服务员已经显得极不耐烦了。

    但边建功却横眉立目非要据理力争。

    “嘿,凭什么啊。报纸上可登了,说不许这样干,你们怎么还这样啊?”

    “报纸登了你找报社买去,我们这儿就这样。”

    “你说的到轻巧。一碗散啤多少钱?一个菜多少钱?你们这么搭着卖,谁喝得起啊?”

    “喝不起你甭喝啊,自来水便宜,‘撅尾巴管儿’去啊。啤酒供给不足,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好不好?”

    “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

    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

    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这年头拉散啤的是“130”罐儿车,简直不能开上街。

    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

    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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