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6/45页)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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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但毕竟是私人著述,那么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属于标准的官修正史,其成书年代又早于《两朝国史》。史载,开宝六年(973)四月“戊申,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监修国史薛居正等上新修《五代史》百五十卷。”[12]需要补充的是,薛居正在开宝六年九月,由参知政事升任同平章事。然而经查在《旧五代史》中居然无孟昶七宝溺器一事。至于其原因,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实录,对于十国史事记述很简略。二是现存《旧五代史》并非其原貌,此事被遗漏。三是所谓七宝溺器最初并无此说,是稍后才被“层累地造成”的。果真如此,其真实性则更令人置疑。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宋代《国史》的目标是一致的,均一味贬损后蜀。如《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显德二年(955)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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