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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之长也。”
多尔衮看到此处,心情突然激动起来,忍不住念出声音来: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对!”范文程打断了多尔衮的话道,“正如臣在奏折所说,要想战胜贼人,其实不难。只要掌握几个原理:‘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我军风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吏治与民生的方针,其实这些道理无非就是两个字,安民。使民安,休养生息,方为我军制胜之本。”
“不错,范先生这本奏折,实乃治世之明言,我当珍藏,传阅众军。”
范文程摇头道:“此话谬矣,一切道理全是死的,道理如果只是用来说说,不去做,那就是空话。有何珍藏价值?李自成也懂得安民才能得天下的道理,我仔细研究过他进北京城之前命人传唱的歌谣,发现里面多都提出均田免粮四字,极为高明,正是安民的最好的口号,编制口号之人也实为天下才绝出众之士。只可惜,与我大清先皇相比,李自成施政方面的才能差之甚远,枉费了那位才子的重托。如我那暗探在密信上所说,入北京不过十天,他就开始推行追赃助饷制度,使明朝群臣人人自危,百姓离心之势在所难免,我敢断言,不出一个月,北京城内必然大乱,李自成必然失去民心,而我军此时出击,必然大功告成。”
多尔衮道:“先生认为我军现在出击是合适的时机吗?可是现在贼人刚入北京,士气正旺,又人多势众,我方先皇刚刚逝去,军心不稳,怎么有把握打这一战?”
“把握只有一个,那就是李自成并不足惧。”范文程分析道,“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天意,民愿,人心,他都不具备,我们战胜他,何用徘徊?”
“好!”多尔衮一拍桌子,激动地说,“我这就回去部署,一个月之内,发兵北京!”
“一个月?太长了。”范文程摇头,“一周我看都不算短。此时北京城内新旧交替,天下大乱,战火未息,此乃B5难逢的机会,若一再延误,错失此时机,那就大事难成。要知道,李自成手下也不乏能人志士,若让他明白了我奏折中所说的道理,他安抚民众,积蓄力量,北京城内就是钢铁之城,我们再动手,未免就晚了。”
多尔衮道:“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召集各部开会商议此事,一周之内,必有决定给先生。”
范文程道:“若真下定决心开战,有两个人当引起重视。一个是山海关的吴三桂,此人有勇有谋,手下又有精兵数万,而山海关位置重要,一旦开战,让李自成抢了先手,收服了吴三桂,外大门就再难打开,所以我军宜迅速招降吴三桂,若他不降,也要绕过山海关,不与他打这一场外围遭遇战。还有一个人是洪承畴,大军出发之际,一定要他紧随左右,洪先生与李自成交战多年,从无败绩,他太了解这个流贼的本性,用他谋划,事半功倍,以一当百。请摄政王切记。”
多尔衮点头道:“范先生的话我全记住了。”
范文程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如果此战能够胜利,我大清一统江山之梦想就由摄政王手中实现,从此咱大清就会有三座高高的山峰了,除太祖、太宗两位皇上外,摄政王也是其中的一座,地位之牢固,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多尔衮听了这话心中一震,拱手道:“多尔衮谨记先生教诲。”
多尔衮连夜回去,第二天马上部署,与众贝勒商议后,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
这是清朝自建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规定“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老弱病残,亦在编制之内,正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一六四四年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多尔衮权力之隆,已至巅峰。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的兵马启行。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而此次决战,八旗旗主,汉人重将,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参与其中。
四月十日,多尔衮的大军从沈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
大军出发前夜,多尔衮与洪承畴秉烛夜谈,论及天下事。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高级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都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承畴在清营数月,一直处于赋闲状态,颇为寂寞,此时多尔衮问起与李自成决战之事,他正好畅所欲言,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道:“摄政王问我流寇之事,我愿将多年来与之交战中的经验一一详解给王爷听。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方向模糊,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得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惟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民则重赏,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过去我大清多以屠城为乐事,激起中原百姓同仇敌忾之心,今当戒之。”
洪承畴又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流寇本性,始终难改。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斗志,更无坚守之心,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我军绝不能姑息养奸,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否则以李闯本性,只要容他逃走,必然还会东山再起,利用流民,再起波澜。”
对于行军路线,洪承畴则根据在辽东多年来实践,提出一条可行之路,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这条路线是当年皇太极与袁崇焕作战时生生开辟出来的,此时仍能派上大用场。
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多尔衮,同样弥足珍贵。于是,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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