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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过一段时间再说会比较好，用事实来验证这种推断，证明它的正确性，然后再用来说服别人。”吴处长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
“恐怕也只能够如此了。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密切监视事态的发展，寻找适合的时机来提出这个推断。”杨中将也赞同了这个相对稳妥的建议。
“还有，你要关照一下你手下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把昨天的那些事情，尤其是晚上的图上作业结果泄露出去，否则，后果会相当严重。”在吴处长准备离开的时候，杨中将特意地关照了一下。
“我肯定会交待下去的。他们都是干这行的，知道哪些东西是不能说出去的。”吴处长点头表示同意。
发生在军令部大楼里的这些事情，刘建业当然是不知道的。他正严格的遵守着最高统帅的命令，打着闭门思过的招牌，每天上午到国际研究所和里面的那些整天研究国际形势的参谋人员们，清谈聊天，讨论一些国际上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情，隔三差五的再和那些同仁们一起进行一下几乎是例行的钻防空洞的活动。日子对于他来说，是过得非常愉快和舒适的。
这一天的下午，刘建业打着饱嗝，刚从他的专用汽车里下来，还没等走进那座归他暂时使用的小楼，杨副官就拿过来一张做工很精美的烫金请帖。
“孟尝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半边天。”刘建业读着请帖上署名地方的十四个小字。
“果然是皙子老先生闻名于世的魏碑字体，写得真好。”刘建业念完之后，倒是先对请帖上的这十四个小字，发出了一番感慨。
这十四个小字，可是号称“旷代逸才”又被公认为“国士”的这位老先生，在做某位上海滩大亨门下清客的时候，以一字千金的润笔费，才写下来的。说起来这位老先生，还真是一位近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青年之时就已经才名远播，名满天下的饮冰室主人就在给康南海的信里称其“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他师从一代名儒王闿运，七年寒窗之后，离开恩师只身赴日本留学，与同为湘籍的黄兴、章士钊等人结下了友情，并促成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相识，而且还曾与汪精卫同窗。他的那首《湖南少年歌》被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此“歌”传回中国后，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说热了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清廷派五位大臣出访西方考察宪政，回国以后要交考察报告，却没人写得出来，结果还是找到这位大才子代笔。进入民国以后，他的才干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他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在国人皆日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后来，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居然跑到上海滩，成了名声更差的上海滩大亨的清客。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大亨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一名秘密党员，而他人党时，正是所加入的政党被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名震天下的后来的共和国首任总理。
看到这份请帖，刘建业自然知道这是谁下的帖子了。要不是自己一直以来忙于军务，不知道这位达人已经到了陪都，就凭他和自家老爷子的交情，自己也应该主动登门拜访的。现在，这位达人倒是主动邀约了。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推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