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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好了新编20军的事务，刘建业第二天就进了长沙城，先前往第九战区长官部报到。/ 。５ .ｃ//到了长官部的门口，刘建业发现战区长官部高大的门楼前挂的一排牌子里面就有一个上面写着“长沙警备总司令部”几个大字。
“这下好，我还不用多绕圈子了，直接报道就行。”刘建业小小的庆幸了一次。
“报告长官，陆军新编20军代理军长兼长沙警备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陆军中将刘建业奉命前来报到。”在排队等待了快两个小时以后，刘建业终于跟着长官部负责接待的副官，走进了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办公室。
“你就是守南昌的刘建业？”战区代理长官的言语里，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感觉。
“卑职正是前任第6军军长兼南昌警备司令。”刘建业感觉得出来面前的这位长官言语里的信息，所以，干脆把声音提得更高。
“你在南昌城里干得不错嘛，把整个南昌城都快掀了一个底朝天。”
“卑职身为军人，首先想到怎么样能够打赢，然后才考虑其他。”
“你不觉得你的手段太极端了一些吗？”
“只要能打败日本人，我不介意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那就是好的方法。”
“以你的意思，如果再次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你还会选择那么做？”
“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我还会那么做。”
“你就不怕再次被弹劾？你在南昌的所为，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我只知道在战场上，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畏首畏尾，是很难打赢战争的。”
“好了，我就不再继续问你了。你就去后面的那座楼里。那里是长沙警备总司令部。这个部门刚刚组建，司令职务由我兼任，副司令职务空缺，所以，主要的事情由你这个军委会任命的代理参谋长负责处理，有决定不了的再拿到我这里来。”代理司令长官例行公事的作了指示。
“卑职遵命。”刘建业向代理司令长官立正敬礼，然后走出了这间并不很大的办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样。”代理长官目送刘建业走了出去，小声地说道。
酆悌，黄埔一期生，陆军少将，前任的湖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长沙警备司令。1938年底，长沙军警奉令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全城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由于是仓促行事，并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争相出逃，互相拥挤践踏，造成很多死伤，熊熊大火还烧掉了十几万间民房商店，损失极为惨重。惨剧发生后，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令国府当局极为被动。12月18日，最高统帅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崐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借他们的人头以平息民愤。
同样是执行焦土抗战，酆悌丢了脑袋，刘建业却只是背了一个不疼不痒的处分，显然这让曾经是酆悌老上级的代理司令长官有所不满。不过，代理长官也很清楚，刘建业毕竟是预先就做好了准备，把城内的几十万居民先行疏散，否则，人员损失将巨大的多。而且，当时也很难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打击城内已经占据了上风的敌人。所以，代理长官也没有更多的难为这位天子门生。
刘建业到了自己任职的新部门，开始履行其自己的职责。每天，刘建业都要批阅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长沙及其周边地区的整军经武，群众团体的宣传组织，各界抗日自卫组织的训练，保安部队的整训，战争物资的筹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于无奈，刘建业只好又把自己在军部里的秘书班子搬到了长沙警总，帮助自己处理那些文牍。
1939年5月末，已经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公爵举行会谈，和日本人商谈建立以其为首的伪政权等有关问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汪精卫最后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随后，汪精卫于6月中旬回到中国，并按照日方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了部分汉奸，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好了准备。
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中国的最高统帅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最高统帅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虽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在最高统帅的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队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统帅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统帅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平沼内阁随之垮台，日本国内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奉命组阁，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4日，日本的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帝国拟不参与这次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吴城到永修一线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修水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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