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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裕仁的御准。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在中国关内部队的统帅机关中国派遣军也进行了人事调整。西尾寿造大将卸任回国,由曾经担任陆军教育总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的畑俊六大将接替职务。
畑俊六在日本陆军里素有智将的美名,1910年以第一名的资格毕业于陆军大学。此后曾多次出任日本驻西方国家的武官,可谓见多识广。但是,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只能用“禽兽不如”,“丧尽天良”来形容。
1938年10月26日,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率部攻占武汉。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畑俊六纵容和唆使下,到处杀人放火、**掳掠,犯下了累累罪行。
在武汉街头,日军肆意用机枪扫射平民,**残杀中国妇女的罪行更是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日军宪兵也当街大施淫威。花旗银行一名外国职员目睹此事后说:“这还是日军的宪兵,宪兵尚且如此,其他士兵还能不成为强盗吗?”
日军在占领武汉初期还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民房的大火。抢劫更是常见的事,日军一进汉口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洗劫财产。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该邮局局长对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供称,日军占领武汉后的一个月内,该邮局所存日军士兵的款项,折合日币已达到60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军在武汉的劫掠达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畑俊六大将进驻位于南京大方巷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以后,就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反复的权衡和推演以后,确定在夏秋季节以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6月,阿南惟畿在第11军的一次幕僚会上明确指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具体研究。他还对作战方针、规模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这样,日军第11军就开始了以当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的进攻作战为主题的研究。
6月下旬,阿南惟畿批准了其幕僚拟订的旨在进攻长沙的秋季作战大纲。
7月10日至12日,日军第11军对作战大纲进行了兵棋推演。其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一、关于作战目的:
为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以深重打击,不以占领地点和夺取物资为目的。
二、关于作战名称:
略称为“加号作战”。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为了解除自己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立即决定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从中国派遣军抽调5~8个师团北进,其中包括第11军的第4、第6、第33师团,同时还将其第3、第13师团列入抽调计划。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准备进行长沙作战的第11军。7月11日,日本大本营又发布了对苏警戒的战备命令,随即进行了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的国民政府重新获得生机。在这种情况下,第11军一面继续加紧作战方案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东京,商讨长沙作战的有关事宜。虽然大本营对于到底抽调多少武汉地区的日军北进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却大体上商定:一、只将第4师团调出,如能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占据地区不变动,长沙作战仍可实施。调出驻守安义的第33师团的荒木支队,安义地区需要收缩。
二、调出第4、第6师团,如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时,占据地区纵不变,但不能实行长沙作战。
三、如再将第3师团也抽出,而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根据情况放弃岳阳。
四、长沙作战,计划由9月1日开始集中输送,9月15日发起攻势。因此,当地驻军8月20日前,如无抽调命令,大体上按实施长沙作战进行处理。
这样,第11军继续进行进攻长沙的作战准备。8月14日,第11军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公布了作战指导要领,对各师团的任务做了秘密指示。同时,第11军将有关情况向中国派遣军总部做了报告。
8月9日,日本大本营会议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转而专门考虑南进方针。中国派遣军总部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于8月19日通知第11军实施长沙作战,并令华北方面军及第13军各抽调一部及第3飞行团主力协同作战。然而,当日军大本营着手制定南方作战计划时,长沙作战又成了争论的焦点。
当时,在中国战场上,作为南方作战的预定兵团,除驻在华南的第18、第38师团外,另有第4、第33、第21及第5师团;同时,驻武汉的日军作战飞机也必须在9月调出。因此,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大本营要求在下列条件下研究长沙作战问题:一是准备南调的师团不参加长沙作战;二是协助长沙作战的空军部队约为军侦察机、战斗机各1个中队,第3飞行集团在9月调出;三是华南的兵力不能转用于华中或华北;四是华中抽出1个汽车联队。
8月26日,日军大本营发布了决定进行长沙作战的“大陆命第538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当前的任务,夏秋之际在华中方面可暂时超越规定的作战地区进行作战。”
9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部向第11军传达了大本营的上述命令。
然而,就在大本营发布决定进行长沙作战命令后没几天,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内,中止长沙作战的意见又开始抬头。经过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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