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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岛登陆战结束。盟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从此在地中海往来无阻，打开了登陆欧洲的大门。
在西西里岛战役进行期间，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遭到了沉重一击，一群军官和政要，其中包括他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发动了政变，将他赶下了台，并将其逮捕和软禁。随后上台的巴多格利奥元帅与盟国进行了秘密联系，试探投降的可能性并达成停火协议。9月8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向盟军投降。但是，希特勒命令驻意大利的德**队毫不克气地迅速占领了意大利，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意大利新政府和王室乘坐潜艇出逃。一个多月后，意大利新政府向德国宣战，苏、美、英三国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方。这标志着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9月初，盟军部队从西西里岛出发，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登陆。由于意大利已经投降，此时的意大利战场变成了德国和盟军双方的较量。10月份，盟军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南部，随后德军与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进入对峙状态。
在中国国内方面，经过了鄂西会战，特别是石牌要塞的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白刃格斗战以后，在国民政府军队的拼死抵抗下，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唯一一支机动作战力量第11军被迫撤回原出发地。
7月31日，倭国与汪兆铭的伪政权在南京签署关于倭国侨民赋税问题的“日华条约”。条约规定，倭国国民在中国领土上应遵守有关赋税的法令；倭国国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受到低于中国国民的待遇。当然，这些都是骗人的，寄人篱下，还需要倭国人的刺刀保护的傀儡政权怎么会有胆子向自己的主子们征税呢？
在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回味的事情。某一天，身在重庆的最高统帅打电话把张文白将军找到自己的官邸，对他说：“我想请毛ZD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文白将军听了很兴奋，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于是，最高统帅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ZD，向其发出邀请。这封信由张文白将军转交给了由苏俄养伤以后经重庆返回YA的115师林师长带回延安，但是，此后就杳无信息。
因为在“四分仪”会议上，史迪威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以英国人为统帅的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宋部长在华盛顿展开了大量的院外活动，以“改组中国战区”的名义，试图要美国方面取消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9月15日，宋部长在得到最高统帅的允许之后，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谈道：“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摩擦。”他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史迪威的地位。
罗斯福不反对接受宋部长的要求，毕竟为了一个史迪威与一个国家的政府交恶，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是为了避免与陆军方面引起麻烦，他把此事推给了马歇尔，并写了一个条子：“亲爱的乔治，你和宋博士谈谈这件事好吗？”马歇尔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史迪威是他最信任最器重的将领之一，又是经他推荐才出使中国的，这些人不遗余力地要摘掉史迪威，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他出难题。他明白地毫不含混地告诉宋部长，美国不会改变现在的指挥结构。但是，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却私下里向宋部长表示，如果最高统帅本人正式提出要求，总统会考虑召回史迪威的。有了从白宫后门放出来的这股3，宋部长仍然没有放弃撤换史迪威的企图。
10月初，宋部长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新德里稍事停留。在那里，他会见了刚刚就任东南亚地区统帅的蒙巴顿和罗斯福派往中国的信使、美国陆军后勤司令索默维尔将军，他们的任务是去重庆向最高统帅通报魁北克会议的决定事项。宋部长试图在这两位将军去重庆以前，就给他们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让他们支持他撤换史迪威的要求。他对蒙巴顿说，史迪威和中**队的关系非常紧张，任命史迪威作东南亚战区的副统帅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接着他又告诉索默维尔，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召回史迪威。他的这些招数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应。蒙巴顿不会在上任之初就让人挤走他的副手，一个最精通中国事务的人；索默维尔不相信宋部长说的话，因为他离开华盛顿之前，罗斯福丝毫没做这方面的表示。
宋部长如此费尽心机，使出各种手段地要搞掉史迪威，与其说是为了最高统帅，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如果挤走史迪威，他就有可能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这不仅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增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可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心中永远燃烧着对权力和金钱无法熄灭的欲火。由史迪威这个固执而强硬的人掌握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和分配权，固然使国民政府方面在与史迪威打交道的时候有时不得不低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孔家在内的不少国民政府的高层都不能随意的控制那些租借物资，也就在利用这些物资谋取私利的方面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9月1日，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为反攻日期的日益迫近感到兴奋，同时也为作战准备感到担忧。第二天，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上将交给他一份准备在桂林整训第二批30个师的名单，这又激起了史迪威的希望和热情。9月份，他一连向最高统帅递交了4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战区整训和作战的具体设想。在9月16日的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建议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军队，向华北日军的侧翼发动一次联合进攻，并要求向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部队在内的西北部队“给予充分的供应”。这毫无疑问是会触怒那位最高统帅的。这个提议，如果在国民政府内部，恐怕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出来的，也只有像史迪威这样的纯粹的政治感觉非常迟钝的军人，才会提出这样的提议。
10月7日，史迪威从重庆赶到新德里会见了蒙巴顿和索默维尔。
蒙巴顿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1900年6月25日,他生于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曾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从他哇哇落地就已经获得皇家海军上校的终生荣誉军衔。父亲巴登堡亲王路易斯原系德国王室成员，后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曾任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由于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蒙巴顿从小就能说流利的德G和法G。13岁时，他便按照王室子弟正常的成长道路走进了奥斯本皇家海军学校。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刚刚起步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蒙巴顿的父亲因原籍为德国，在英国国内一片反德声浪和极不信任的气氛中，被迫辞去了在皇家海军里的一切职务。当时，少年蒙巴顿也因此备受歧视、屡遭侮辱。不幸的境遇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进取心，从此一改往日悠闲贪玩和懒散的毛病，刻苦攻读，进步飞速，最后以优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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