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二章 正义(二)(第3/4页)重生之抗战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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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永定县湖坑乡奥杳楼下村,也就是现在的龙岩区永定县湖坑乡楼下村,为闽西客家人。李家迁台后,落脚于桃园县龙潭乡的三合村,后因谋生不易,而迁居台北县大屯山下海的三芝乡埔坪村。

    李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是十分驯服的良民。李金龙当日本刑警时就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李龙男。李登辉上中学时,他老爸也给他起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

    “岩里”是日本神话的一个人物,和中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十分相似,本事非常大,是一位了不起的神。所以说“岩里”两个字,不但深奥神秘,而且冷僻。以“岩里”作为姓氏的人,不但在日本不多,在台湾更是绝无仅有。而李登辉其父李金龙虽然担任过日本刑警,还当过“民代”,但是日文水平不会很高。因此,李登辉这个颇具文化水平的日本名字,究竟是出自于其父李金龙之手或出自于他人,很难妄下结论。而这样一个深奥的日本名字,加上一些关于照片的传说,使人很容易对李登辉的身世产生疑问。

    在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前两年,李登辉接受的都是日本式的教育。从小接受日式教育的李登辉至今对日本的感情依旧,凡是到台湾见过李登辉的日本访客,都从心底感到李登辉亲切、热络,犹如自己的“家长”。

    日本人为某些政治目的,为了使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能对日本降低敌意,有时也会说一些谢罪的话,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引咎自责。但是,作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李大总统却公开表示,“时间已经过去50年了,日本何必为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老是不断地道歉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登辉竟然公开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日本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2001年8月,最新一期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新潮》中有一篇特别报导:《李登辉送给小泉靖国参拜的加油歌》,透露了李登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泉首相的想法十分自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反对参拜,那大概是不知道战争的悲惨。”还说:“不仅是日本,任何国家都有类似靖国神社般专门奉祀为国牺牲的人的场所,国家元首乃至政要参拜那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每个国家均有其各自的惯例,其它国家的人不应太拘泥于过去的事,而对于靖国神社参拜这一日本的问题出嘴干涉。”“以前的事是以前的,发生战争时国民捍卫国家理所当然,因此而有奉祀这些逝世的人的场所,首相到该处参拜。但是,有人身为日本国民却反对去参拜,这是在挑剔,我无法理解。”“小泉基于日本的主权,堂堂正正去参拜不是很好吗?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支持小泉首相到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战败后,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台湾人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国家认同感更让他们备感错乱。日本统治时代,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日本是“日出之国”,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孙,是世界一级棒,要带领全亚洲成立东亚共荣圈…“日清战争”后,日本看透了中国衰败的真底细,所以把中国人称为“清国奴”。“日支事变”后,中国更是不堪一击,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处处鄙视中国人。但如今,却要台湾人把原先的国籍由“日本国”改为中国,换句话说,要他们回过头来当“清国奴”,心里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一九四五年八月,当日本天皇宣读投降宣言的瞬间,李登辉也同感茫然。他彷徨无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是岩里政男,还是李登辉?如果由岩里政男变成了李登辉,那以后是不是还是任由人叫他一声:“LEETKI桑!”

    读淡水中学那年,刚好碰到改日本姓名运动,李金龙为李登辉改名为“岩里龙男”,之后又改名为“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从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战败为止。对李登辉而言,岩里政男这个日本名字,比“李登辉”这个中国名字更让他觉得亲切自然。当年,许多有骨气的台湾人,抗拒“皇民化”运动,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亲李金龙却率先为儿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强争胜的李登辉,亦从来不曾对改名表达过任何不满的情绪,反而对这个日本名字有着一种奇特的感情。

    李登辉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学弟,揭露了李登辉高校时代的一则轶闻。

    那年学校里边办击剑比赛,老师把所有的同学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段数的同学,一组是从来不曾击剑或是还未得到段数的同学。分组完成后,击剑老师走到未获段数的同学这边,要这些剑术还不是很娴熟的同学,作几次相互砍劈的动作。看完学生们的砍劈动作,教剑术的这位先生问道:“你们有谁敢出来接受挑战?”李登辉毫不迟疑地举手。老师见是李登辉,便说:“好!岩里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学比比看吧!”

    先生说罢,李登辉举起手上的那把剑,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战的同学扑过去。

    击倒一名,击倒两名,击倒三名…在吆喝声中,李登辉竟然连续击倒十几位未获段数的同学。但见李登辉满面骄傲的表情,活像是一个出征归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观战拥有段数的同学们,当然不会把李登辉的剑术看在眼里,大家都晓得,李登辉只挑根本不善剑术的同学比剑,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众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旁边高段数的同学,观看李登辉连续击败好几个不会击剑的同学,纷纷发出讪笑,都认为李登辉胜之不武;更何况,以李登辉当时的剑术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丑的。但是,李登辉仍旧扬扬得意,仿佛得了剑术冠军似的喜不自胜。

    事后,有人质问李登辉,你那天为何仗势欺负剑术不高明的同学,有人讲其实你剑术也高明不到哪儿,难道你自认为剑术无可匹敌吗?谁晓得李登辉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词回答说:“那你要叫我怎么样?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剑术的啊!是他们自已剑术技不如人,怪谁?”

    和许多受过日本“皇民化”教育并视日本为宗主国的台湾老一辈人的心情一样,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战败的“残酷”事实,承受长达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辉,内心深处的冲击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一种“亡国”般的羞辱冲击着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中国,李登辉向来不带好感;就二十二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而言,中国始终是他的敌人,哪怕天皇已经明令结束战争,向中国在内的盟国无条件投降。

    日本于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在此期间,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使扩充兵源,将台湾作为补给基地,日本当局在战时对台湾实行“志愿兵”制度。

    但随着战情的需要,“志愿兵”的制度后来演变为“征兵”。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具有相当荣誉感的身份,因此日本侵略者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民众当军人,而是作为“军夫”。

    按照“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这是最劣等的人。1938年,日本首先在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但由于担心台湾军人在侵华战场上会反戈一击,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才不得不征召台湾军人。这些“志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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